徐德亮

　　指墨，就是用手指头蘸墨画画的中国画技法，自清代的高其佩首创以来，代不乏人。有人会说了，用毛笔画画不好吗？为什么非得用手指头？这不是故弄玄虚、标新立异吗？

　　当然不是。指墨是清代初年在上层社会形成并发展的艺术门类，经过那时文人的品评和洗礼。

　　高其佩所处的时代，正逢清初“四王”以宋元笔法为宗，一味仿古，且被皇室极力推崇，在全国产生了垄断性的影响。讲究“无一笔无来历”的“四王”是其时中国画的主流，而高其佩用手指头蘸墨，横涂竖抹，完全偏离主流。虽然有人认为他是“外道天魔”，但欣赏他的画的大有人在，可见在上层的文人群体里，他还是很受欢迎的。

　　高其佩指墨画《李太白》

　　在高其佩侄孙高秉写的《指头画说》中，说高其佩当年“求画者无虚日”，也就是每天都有人来求他的画。昔时求别人画画写字，无论是给钱还是不给钱，纸一定要自己准备，并附名片大小的红纸或粉纸，用“恭楷”，即最恭敬的馆阁体小楷写“敬求墨宝”四字，“墨宝”二字要换行提格，以示尊重。纸上还可以写明求画什么（写什么），如果希望有上款，要把名字、称谓等标注清晰，比如“赐款：德亮”，这才叫礼数完备。

　　因为求画者太多，高其佩经常“突击完成任务”。等案头积攒的求画纸达到四五十张了，就提前一天磨墨，从第二天上午十点画到下午六点，这些“文债”便能还完。一个月通常“还债”两回，也就是说，一个月画一百幅，一年就是一千余幅，“自弱冠至七旬不下五六万幅”，这还不算平时随手画的几柄扇子、几个手卷、几本册页，他真乃古往今来第一高产的画家。

　　当然，作为高其佩的后人，高秉描写先人有些夸张倒也正常，但高其佩肯定是个高产的画家。他的画广受上层文人群体的欢迎，也是肯定的。

　　为了请高其佩画画，一些人特地备好上等的宣纸。据《指头画说》，有以宣纸来求画者，高其佩却裁了同等大小的时纸，在时纸上画。所谓“时纸”，即当时的普通纸，或者说常用纸。他还把宣纸退给求画者，说：“吾画粗品也，过费时纸，心已难安，何忍涂此佳品？”

　　当时的宣纸，与现在的宣纸不同，带有“地理标志产品”的意味——一定是宣州，也就是安徽宣城出产的纸，才叫宣纸。宣纸与其他地方所出产纸的根本区别在于原料，要选用宣州特产的青檀树皮与沙田稻草；加之宣州的水好，备料、抄纸和加工纸的技艺精湛，才形成了宣纸这一地域品牌。

　　宣纸一度是高档纸的代名词，价格不菲。与此同时，社会上还有很多其他原料的纸，如枸皮纸、桑皮纸、楮皮纸、竹纸等，另有以产地来命名的高丽纸，以用途来命名的元书纸等。后来，因为宣纸的巨大影响力，人们就把一切能画国画的纸统称为宣纸，比如我小时候学国画常用的“迁安宣”和“夹江宣”，是河北、四川出产的纸，也都称为宣纸了。

　　说回高其佩，他不用宣纸做指墨画，未必是怕糟蹋好纸，而是宣纸的洇散效果，对指墨技术不太友好。手指头能蓄的墨很有限，往宣纸上一按，墨悉数吃到纸里，原地洇散，再想拉出线条，比较困难。而时纸是日常写字、抄公文的纸，基本不洇或者不太洇，这样，手指头蘸墨就能“走”起来了。

　　如果有用熟纸，就是矾纸来求画的人，高其佩也照此办理，把时纸裁成同等大小，再画，“亦如其式，易以生纸”。这里说的“生纸”，和我们现在说的生宣，就是没上过矾的纸也不尽相同。画国画的人都知道，画工笔画必须用熟纸，因为它一点都不洇，可以反复上色、渲染，但熟纸的墨色都浮在上面，“不往下走”。而过去的生纸，是指各种没上过矾的纸，其中也包括用其他方法制作的加工纸，比如上色的、砑光的、用豆浆刷过的，只要墨往下走的，都叫生纸；有些生纸也有熟性，不太洇，和现在的半生熟纸比较像。

　　虽然在熟纸上用手指头画画，操作难度比在生纸上低一些，但墨色变化、表现效果以及随洇散产生的气韵，就要差很多。大概在高其佩之后，好多人无法掌握用生纸画指墨画的技术，就都改用熟纸了，所以高秉在《指头画说》中下一论断：“故平生指画无一宣纸、矾纸者……若谓矾纸可作指画，则大谬矣。”

　　后世习惯用熟纸画指墨画的人也有不少，画家钱松喦曾说：“指画用纸或绢，可加膏矾及云母，即成熟纸、熟绢，这类纸和绢的特性在于不透水。指甲远远硬于毛笔，生纸着水后指甲一戳即破，锋芒犀利的线条难于表现，而且指画中积墨积水的渗化，饶有水墨淋漓的韵味，这是生纸所难办别的。当然有的指画家喜用生宣纸，巧研技法，也是另有一番风韵。”用生纸还是熟纸这件事，在指墨画流行的年代，值得讨论一番。现在，指墨画几成绝学，会画的人寥寥无几，愿意画、画得好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就没必要讨论用什么纸的问题了。

　　上文说过，来求高其佩画的人太多，直到他七十岁的时候还是这样。他曾对后辈说：“凡索吾画者，吾即应之。案上曾无宿纸。”谁跟我求画，我就给他画，案上几乎没有过夜的纸——当天拿来，当天动笔。这句话和高秉记述的“一留半个月，一画五十张”存在出入，但这两条记载都出自《指头画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高其佩后面说的话，大概就是答案：“而五十余年中，未尝特作一画赠人。凡向尔辈购索者，亦当有以应之，而毋以充礼物。盖绘事非文集法书比也。”粗略翻译一下，但在五十余年中，我从未专门画一张画送人，都是别人向我索求我才给，哪怕不付钱。以后但凡有向你们“购索”的人，都可以给他，但不要把我的画充作礼物去送人。画画费时费力，不是你出的文集，也不是你写的书法，那些是能主动送人的东西。

　　好字卖不过烂画，历史上就是如此。

　　高其佩为官几十年，不缺卖画那点钱，求他画的人恐怕非富即贵，收钱大概也不合适。尽管这样，也得你来求，我才能画，而不是你过生日我主动给你送去。这里面，其实大有意味——

　　侯宝林先生去某大学做讲座，讲完课，台下的同学欢呼“来一段”，侯先生当即掉脸：“我是来讲课的！”其实，同学们是喜欢他才会这样要求，并无恶意，且大有热情。但这样一来，就变成我拿自己当老师，你们拿我当艺人，侯先生的情绪自然会有波动。

　　和朋友一起吃饭时，无论是哪行的演员，都怕别人吃着吃着让他“来一段”。在其他人看来，这只是热闹一下：捧你还来不及，哪儿能不尊重你？但在演员看来，这就是我拿你们当朋友，你们拿我当艺人了。假如他的身份不是艺人，而是政治家或教授，又有唱京剧或说相声的优长，在场面上，如果有人请他“来一段”，大概他来完一段还会兴致勃勃地“再来一段”。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无论我是什么水平，您都得尊重我的身份。

　　清末民国的著名画家王一亭，1907年出任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上海公司总买办，1909年当选沪南商务总会总理，后历任上海总商会协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华商电气公司、中华银行、大达轮船公司董事等职。一言以蔽之，他太有钱了。王一亭也是画坛高手，与大画家吴昌硕私交甚笃，江湖传言他曾给吴昌硕代笔，可见其水平之高。

　　这种水平的画家，又是这样的社会地位，画价肯定不低，但他的朋友总白要他的画，不给润笔。是啊，你都这么有钱了，我求张画，你还能跟我要钱？就算我给你钱，你能看得上吗？

　　但王一亭不高兴：不管我多有钱，在画画这件事上，我的身份就是画家，你不给我钱，就是不尊重我画家的身份。于是，他在收钱的画上题自己的名字，在没收钱的画上题“白龙山人”。有人问王一亭：“您这个别号是什么意思？”他说：“我的家乡有座白龙山，所以我叫白龙山人。”其实用沪语念“白龙”，音同“白弄”，也就是免费、白干的意思。

　　这个传闻不见得准确，但肯定事出有因。据说当时这个传闻一出，在市场上流通的王一亭的画都受了影响，题“白龙山人”的画，被认为是应酬之作，价格比题他自己名字的画要低一些：既然没收钱，也就不会好好画。

　　无论是三百年前的官员高其佩，还是一百年前的巨富王一亭，对自己的画家身份，都很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