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宗圭

　　2024年金秋10月，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3周年。作为58届历史系的毕业生，鲐背之年回首七十年前来到丽娃河畔的求学经历，回想昔日一位位先生的音容笑貌、言传身教，重温“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校训，感慨良多。当年母校的师资力量有多好，文化积淀和底蕴有多深，恐怕是今天的学子难以想象的，也是我想提笔记录下来的初衷：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954年9月1日，我从杭州来到上海市中山北路上的华东师范大学，犹记得校园门口两扇黑色的木板门，挂着舒同写的校牌；幽美的丽娃河纵贯校园南北，绿草茵茵、古树参天的母校宁静而优雅。那时华师大聚集着一大批教育专家，教学内容十分广泛，用我同班同学马洪林的话来形容，是“一种打通文史哲经界线熔一炉而冶之的大文科模式”。

　　华师大1951年建校时，全校有11个系。历史系是首批设置的系科之一，主要由大夏大学文学院的历史社会系组成，学制四年，师资有吕思勉、李平心、戴家祥、林举岱、陈旭麓、王养冲、夏东元等一批知名史家。吕思勉先生当时没有给本科生上课，他带青年教师，有“活字典”之称。还有不少外系的大教授或名作家来系任过教职，如哈佛毕业、教政治经济学的陈彪如老师，他是我国国际金融学科的著名学者和创始人。记得我曾自制一书签，上面书写了两句陈彪如老师的话：“泛览群书，不如精于一也”；“破万卷与攻一书是辩证统一，二者不可偏废”。

　　印象较深的先生可不少。有一位教育学老师叫朱有瓛，曾留学伦敦大学、巴黎大学，经常提到做学问要占有资料，再三强调“占有资料”这个词很重要，还教我们如何做卡片，以卡片形式积累资料，为今后写文章备用。戴家祥、束世澂二先生教我们古代史；苏渊雷教我们历史要籍选读课（介绍《左传》《史记》《战国策》《三国志》等），当时还不算出名；王养冲教世界史；李平心教近代史；还有教中国文学的罗玉君，网上可查的是1951年，她随丈夫回到上海，应聘成为华师大中文系教授，专门教授外国文学，曾翻译多部世界名著，最著名的是《红与黑》。她也教我们历史系学生中国文学课，我就是她的课代表。印象里罗老师中等身材，短发，圆脸，微胖，衣着朴素大方。罗老师上课有时迟到，我履行课代表职责，去办公室请她，她说家住校外，要坐公交车来学校，路上红绿灯多。她曾邀请我们同学去家里玩，见面又是握手拥抱，又是煮咖啡，非常热情。她先生李珩是天文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

　　上世界文学课的老师大名费明君，宁波人，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课也上得极好。据当年历史系同届隔壁班同学叶书宗回忆：费老师当时大约四十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衣着整洁、潇洒，风度翩翩，更兼博学多才，长于辞令，讲课极受学生欢迎。费老师擅长讲俄罗斯、苏联文学，介绍普希金、果戈理、A.托尔斯泰等世界级文豪时，不看讲稿，信手拈来，滔滔不绝；讲得起劲时，眉飞色舞。（见《人·时代·社会：一名历史研究者的人生故事》，上海三联书店，2018）很多同学、包括我在内，都听得如醉如痴。

　　费老师教了我们一年后，被打成“胡风集团”骨干分子。1973年2月11日费老师病逝于青海劳改农场。令人唏嘘的是，费先生是知名的翻译家、大教授，他的七个子女却都是“文盲”。

　　王养冲是我国的西方思想史泰斗，101岁时去世。早年曾担任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先生的私人秘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旅居法国十年之久，师从哲学家瓦尔、历史学家费弗尔、社会学家拉洛等名家，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功底。1947年回国后，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西方社会学思想史教授。195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世界近现代史和西方思想史教授。我们接触到的王老师四十多岁五十不到，正是学者精力最充沛的时期。

　　束世澂先生是我内人的舅公柳诒徵先生的学生，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据说王伯沆、柳翼谋二先生的史才、史识与史德对他影响颇大，从而确立了研究中国古史的志向。他学贯中西，表达能力却一般，上课黑板板书比较多，印象中有点口吃。当时他和戴家祥老师的课，考试分口试和笔试（当时学习苏联，五分记分）。考试时学生到一个小房间摸签抽题目，准备几分钟后去见老师。先由学生根据题意阐述内容，再由老师提问。束先生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我的口试成绩获满分。

　　心理学老师叫左任侠。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左老师有一次布置回家作业，发给大家一人一张白纸，让大家回去画一幅画，要求画“地球上没有见过的东西”。同学们的作业五花八门，有画冬瓜的一截身体，猪头龙首，老鼠尾巴，反正大家东拼西凑了各式模糊的物件，乱七八糟的。他在第二节课上点评说，你们画的这些物件都是地球上有的，平常见过的。大家说其他的画不出来，他说这个就叫做“存在决定意识”，由是引出了一个教学名词。左任侠老师生活简朴，我后来读到一篇回忆文章，提到左老师每年冬天，总是穿着一件褪尽颜色的老棉袄，又板又硬，于是在老先生八十大寿时，发展心理研究室的教师和研究生特别为他做了一件新棉袄，作为生日礼物。

　　我是温州平阳人，所以对系里两位温州籍老师印象尤深。一位是教古代史的戴家祥老师。戴老师素朴典雅，一袭布衣长衫，腋下夹一布包，站上讲台，不慌不忙打开布包，拿出讲义资料，开始上课。他是王国维入室弟子，专攻古文字学，课上得极好，典型民国教授风范。记得他时常批评郭沫若，说他“不识字”的，“不懂甲骨文”；也批评苏联专家，认为这些人没有“真学问”。当时提倡“学苏仿苏”，学校里几个苏联专家风头足亦傲慢，戴师批评他们却毫不留情面。他有一句名言：“我们之所服膺者，在于科学，不合科学的，就要否定；有待补充证实的，就要当仁不让。”

　　苏渊雷老师由政府机关出来，字好诗好教学好，他的课广受学生欢迎。戴老师和苏老师是同乡同事，奇怪的是，我印象中两人无甚交往，戴老师在我们面前没有提过苏老师，和苏老师交流时也没有提到过戴老师。我和苏师的课外之缘，是一起参加柳诒徵先生的追悼会。苏渊雷老师为我书写挽联，他和柳先生亦师亦友，诗词唱和，相交甚深。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进校那一年，华师大接教育部通知，将外文系改为俄文系，撤销了英文组。我高中时英文较好，但从此中断英文学习，从零开始改学俄语，我把这引为终身憾事。

　　我们58届历史系四个班，120名学生，我们班32人。班上应届生为主，调干生十来人（我是其中之一），年龄差达十多岁，年龄最大的同学叫龚锡孙。龚大姐是抗美援朝志愿军退伍干部，入学时已经三十好几了。马洪林同学算小的，年方19岁。作为调干生，我以28岁“高龄”进入华师大历史系，不意日月如梭，转眼已有70年！回想当年，华东师范大学那批老先生学术醇正，教风朴实，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