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鹰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有涯与无涯的对立中，庄子开出的哲学药方是以“游”为“学”。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乎？”意而子曰：“虽然，吾愿游于其藩。”许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意而子曰：“夫无庄之失其美，据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炉捶之间耳。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许由曰：“噫！未可知也。我为汝言其大略。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庄子·大宗师》）

　　意而子与许由这则对话明确表达了庄子的“游”的人生价值理想，即不受既有成规和观念束缚的自由活跃的生命活动，“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以庄子的“游”的观念导航学术，亦可说是“非中心无边界”。但是，庄子的深刻处必须从两个要义开拓出来：其一，真实而切身的感悟，对于庄子，学问不是概念（名言）的捕捉，而是对生命的“不测”和“无穷”的感悟，这是“游”的本质所在；其二，学术不是一个可以占据阵地或完成终结的事物性活动，相反，它是因为无限开放而生气无穷的。人生之“游”归根到底是天地之“化”——“万化而未始有极”。

　　陶渊明的《饮酒·其五》诗中的第六句，在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中为“悠然望南山”。苏轼认定陶渊明原诗是“见南山”，而“望南山”是“俗本妄改”。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东坡题跋卷二·题陶渊明饮酒诗后》）苏轼做此论断之后，通行本《陶渊明诗集》均采纳“见南山”为陶渊明原作。近十数年来不少文章反对苏轼论断，论者所据要点有三：其一，《文选》是迄今发现最早收录陶渊明此诗的版本，苏轼之说无版本支持；其二，陶渊明诗多出于纪实，综合文献与地理环境考察，陶渊明“望南山”为纪实；其三，在陶渊明前后诗人中寓“望”之诗文是一流行传统。

　　驳苏论者凡此种种理由，或可以质疑苏轼论断，即陶渊明作诗非必然“见南山”而不可“望南山”。但以此种种理由笃定陶渊明作诗只能“望南山”而不可“见南山”，则是拘执学究的态度臆测陶渊明。驳苏者认为，采菊东篱下，于南山必须举首远望而得以见之。王维诗《终南别业》有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以驳苏者的诗理讨论，“水穷处”在山谷中，王维岂可“坐看”云起！借王诗论陶诗，“望南山”可，“见南山”又为何不可？

　　在贾岛“推/敲月下门”不定的时候，韩愈为之定为“僧敲月下门”，后世传为佳话。但朱光潜说：“‘修改’就是调配距离，但是所调配者不仅是语言，同时也还是意境。比如韩愈定贾岛的‘僧推月下门’为‘僧敲月下门’,并不仅是语言的进步，同时也是意境的进步。‘推’是一种意境，‘敲’又是一种意境，并非先有‘敲’的意境而想到‘推’字，嫌‘推’字不适合，然后再寻出‘敲’字来改它。”（《诗论》）朱先生之论深刻地揭示了诗人创作的微妙而且变化的心意（意境），他人是做不得主的。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诗说：“时倾一尊酒，坐望东南山。”韦应物《答裴棁》诗说：“采菊露未晞，举头见南山。”同是唐人，仿陶却是“望”“见”两别。陶渊明已做九泉古人，死无对证之下，要“坐实”他之原作“望南山”还是“见南山”，这只能是活人替死人做主了。

　　近百年以来，许多关于中国美学、中国艺术“是什么/不是什么”的论断，验之以中国文化的多元丰富，未免失于简单臆断。比如，关于中西对比，宗白华有一个结论性的、而且被后世广泛引用的论断：“中、西画法所表现的‘境界层’根本不同:一为写实的，一为虚灵的;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浑融的。”（《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这个论断无论针对中国绘画，还是西方绘画，都是简单片面的，面临着重要的艺术史实的驳诘。在艺术创作中，“写实”与“虚灵”是任何艺术家都必然面对而且必须处理的矛盾，因为艺术不是对现实的复制，“A representation is never a replica”（E.H.Gombrich,Art and Illusion），任何手法和风格都是在这对矛盾中的运用。如果将“写实”与“虚灵”用作艺术风格的描述，则中西艺术都包含着这两种风格，而且都具有这两种风格的伟大作品。至于“物我对立”与“物我浑融”，是纯粹主观性的判断。王国维论诗歌，指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认为前者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后者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朱光潜却认为，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或“同物之境”；而其所谓“无我之境”，却是“有我之境”或“超物之境”。（《诗论》）以宗白华的“物我对立”与“物我浑融”的区别观念，王国维与朱光潜对诗境的看法正相反对。宗白华关于中西艺术比较的论断，犹如欲断陶诗之“望/见南山”，立意即错，故不免无谓臆断。

　　19世纪转向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言说始终有一个急迫的动机——回应西方。在将西方文化作为对比对象的过程中，这个回应西方文化的急迫动机无疑促进了我们对母语文化的反思，但是，也很可能，准确讲，事实上也造成了在中西对峙中对母语文化的一元化和简化思维。从20世纪转进21世纪，我们当代学者在拥有更加现代、高效的交通条件和学术研究工具的前提下，应当以超越前辈学者的视野和思维，更深刻广泛地探讨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这就是需要我们更活跃、更自由的游与思。

　　“以神为马”出自《庄子·大宗师》。子祀询问病危的子舆是否厌恶死亡。子舆回答说：“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我借庄子这个词语表达对学术的无限精神和自由追求。

　　2024年8月11日，英、法、意三国之游行前，酒无斋

　　（本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肖鹰文集《以神为马——中国美学的游与思》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