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扬之水

　　吕大临《考古图》中的牛鼎

　　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先秦时代即已产生，此后依附于经学而绵延不绝，直到近世考古学兴起才逐渐式微，乃至被人们淡忘。重新拾起这一名称，是因为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中发现，用他提出的这一方法可以为传统的名物学灌注新的生命。而在考古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情况下，今天完全有条件使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解决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中遇到的问题。

　　应把“观新物”列在名物研究范畴之内

　　“名物”一词出现在《周礼》中。《春官·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颁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与其用，使六宫之人共奉之。”此六牲、六齍及以下的六彝、六尊，亦皆有辨名物之说。牲齍之物，谓种类之别；彝尊之物，谓形制之别，辨其不同，以适用于不同的人和事。可以认为，辨名物的工作在于用器物和器物名称的意义构建礼制之网，它也因此为后世的名物研究确定了基本概念，奠定了基础，历朝历代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不断以当世情怀追溯、复原乃至于编织远古历史。

　　这里所谓“名物”，也不妨脱离开本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即把“名”用作动词，那么就是为器物定名，随之而明确用途。这是名物的意义之一。此外，我以为也应列在名物研究范畴之内的是所谓“观新物”。《周礼·夏官·训方氏》曰：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郑注：“四时于新物出则观之，以知民志所好恶。志淫行辟，则当以政教化正之。”“志淫行辟”云云，是解释者赋予的意义。其本意当是关注新生事物的出现，以从中了解风俗民情。

　　关于名物和名物研究的方法与历史，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华名物考》的《名物学序说》部分有一番简明扼要的论述。即第一是作为训诂学的名物学。它以《尔雅》《小尔雅》《广雅》为主线，此外又有性质相近的《方言》等，共同构成名物研究的训诂学基础。第二是名物学的独立。以《释名》开其端，以后又有从《诗经》的训诂中独立出来的名物研究，再有从《尔雅》分出来的一支，如《埤雅》，如《尔雅翼》，如《通雅》。第三是名物学的发展。它的研究范围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大致说来有如下内容：甲、礼学；乙、格古（古器物）；丙、本草；丁、艺植；戊、物产；己、类书（如《清异录》《事物异名录》《三才图会》）。第四，作为考证学的名物学。即特别把经学中的名物部分提出来，用考据的方法来研究，并为之作图解，如江永《乡党图考》。若作分类，可别为数项，如：甲、衣服考；乙、饮食考；丙、住居考；丁、工艺考。可以说，第四项主要是清代学者的贡献。这里列举的四项基本概括了传统名物学的主要内容，而古器物学也在其中构成了内容的一部分。

　　关于古器物学，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所论甚详，不仅分析得很透彻，而且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对于宋哲宗元祐七年完成的《考古图》，他的意见是：“这部书的出现，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件。在这部书内，我们可以看见，还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史学家就能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他们开始，并且很成功地，用图象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纪录下了；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识外，兼及器物的形制与文饰。”而古器物学八百年来在中国所以未能前进，“就是因为没有走上纯理智的这条路。随着半艺术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蔽了‘了解’”。“这八百年的工作，好像在没有填紧的泥塘上，建筑了一所崇大的庙宇似的；设计、材料、人工，都是上选；不过，忘记了计算地基的负荷力，这座建筑，在不久的时间，就显着倾斜、卷折、罅漏，不能持久地站住”。

　　名物研究的古今不同

　　下面可以来讨论名物研究的古今不同。关于“古”，即如前引青木正儿之说。而今天的所谓“名物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与“古”原是一脉相承，我把它明确为：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说得再直白一点，便是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它所面对的是文物：传世的，出土的。

　　它所要解决的，第一是定名，对“物”，亦即历史文化遗存的认识，便是从命名开始。当然所谓“定名”不是根据当代知识来命名，而是依据包括铭文等在内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古代图像材料，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这个名称多半是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一个稳定的最小单位，这里正包含着一个历史时段中的集体记忆。而由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便可以触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若干发展脉络。

　　第二是相知。即在定名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它的时代，它在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用途与功能。不妨认为，文物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过程可分作两部，其一是作为原初的“物”，即在被使用着的时代，它一面以有用之物服务于时人，一面也以纹样、造型等愉悦时人的审美目光；其二是“文”物，即“物”本身承载着古人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营造，亦即“文”。

　　新的名物研究应以一种必须具有的历史的眼光，辨明“文物”的用途、形制、文饰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属时代的“今典”，认出其底色与添加色，由此揭示“物”中或凝聚或覆盖的层层之“文”。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今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此变化则应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

　　回过头再来看古名物学和古器物学。如果为二者作一个并不完全准确的区分，那么可以说，古名物学是持“名”以找物，古器物学是持“物”以找名，名与物的疏离处是二者各自的起点，名与物的契合处则是二者最有意义的殊途同归。而新的名物研究便是从这两个传统学科中生长出来，复由考古学中获得新的认知与新的方法，不仅仅是考古材料，更在于考古学所包含的种种科学分析。

　　总之，新的名物研究之所谓“新”，第一是研究方法。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考古学异军突起，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条件。第二是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由单纯对“物”的关注发展为“文”“物”并重，即注重对“物”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也就是说，与作为母体的传统学科相比，今天的名物研究应有着古典趣味之外的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观照。

　　前面所云定名与相知，进而言之，则第一是努力还原器物或纹饰当日的名称，以发现名称缘起与改变中所包含的各种转换关系。第二是寻找图式的形成脉络，即一种艺术语汇经由发生、发展、变异、演化，而固定为程式的整个过程。它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细节。一叶障目不可取，一叶知秋却可以也应该作为“名物新证”的方向与目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本文根据中华书局《名物研究十二题》一书“引言”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