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祖新

　　把司马光称为“迂夫”，是一次创新，更是一次冒险。作为一位在公众视野中颇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司马光的形象，似乎已经趋于固化。他是“砸缸”故事中的机智孩童，是写出《资治通鉴》的历史大家，是与王安石分庭抗礼的政坛老手……这一切，好像都和“迂”毫无关系。《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一书，正是对这种固化印象的反驳——通过对司马光的人生经历的追索，提炼出“迂”的核心性格，在政事与人事的铺展与融合中，让宽容与执拗的性格特征得以显豁。

　　作者赵冬梅教授以丰富的史料为基底，以卓越的史识为牵引，以“同情之理解”为态度，在图画与文字的相互阐释中，缩短读者与历史之间的距离，为读者的阅读奠定感性基础；再通过平和的叙述中完成对历史人物的还原与塑造，在对“迂”的呼应中，让这份对宽容的向往与对执拗的同情得以传递，更令我们领悟到司马光的人格精神的伟大。

　　在本书的“目录”之后，有一幅司马光的画像和一首司马光的诗作《自题写真》。画像中的司马光，身着红衣、手持牙笏、黑须拂面、皱纹累累，俨然是身居高位的政坛领袖，清癯的面容流露着威严；但是在诗作中，他不仅说自己“黄面霜须细瘦身”，更自言“骨相天生林野人”。庙堂与“林野”的反差，不仅充盈着司马光的人性弧光，更是赵冬梅写作此书的一个方式——在图画与文字的相互阐释中，拉近读者与历史的距离，以尝试对司马光的人与事进行历史性的“还原”。

　　在感性印象与理性认知的双重加持之下，司马光的性格渐趋丰满，宽容与执拗的性格特征最终融合为意蕴深厚的“迂”。在赵冬梅笔下，“‘迂’是司马光的生命底色”，它是一种本色当行的朴素，也是一种坚定自我的持守，还是一种咬定青山的韧性，更是一种纯性无杂的善意。这种“迂”，让司马光在面对王安石改革时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以至于在后世落了个“保守派”的污名；也是这种“迂”，让司马光在暮年重返朝堂时，受惠的百姓都夹道恭送。正是出于对“迂”的生命底色的敬重，司马光在赵冬梅笔下获得极富生命力的呈现：在叙述到司马光为好友邵必送行的时候，插入了一幅明代的《山庄高逸图》，并在图像的注释中写到“图中客舍内有两人把酒对坐，像在话别，正如司马光以一杯薄酒为老友邵必送行”。古朴的图画中是淡远的山色，介绍的文字透出浓浓的友情，寥寥数语，司马光对老友的不舍以及对友谊的重视，都跃然纸上。

　　司马光的“迂”，表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但作为一个非同凡响的历史人物，这些个人的点滴，放在历史的宏阔背景之下，既显得微不足道，又变得举足轻重。因为在历史的现场，个人的选择与行为，很可能成为对历史进程的反作用。这也成为历史写作必须关照的部分，作为资深历史研究者的赵冬梅显然深谙此道。她在政事与人事的融合中铺陈司马光的从政生涯，在政治与生命的呼应中，延伸出关于“宽容”与“执拗”的辩证。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的关键事件，也是讨论司马光时必然涉及的内容。对待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既是司马光的政治思想的体现，更是其人格特色的彰显。在写作这一部分时，赵冬梅也有意识地注重政事与人事的融合，让政治行为与生命性格相呼应，避免了让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成为冰冷的利益角逐、干枯的观念之争与偏狭的权力之战。赵冬梅点出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人生状态与性格特征：王安石意气风发、颇受信任，但也狂狷任性、唯我独尊，变法为朝廷带来了实打实的收入，但也促成了利益集团的形成。与之相比，司马光老成持重，但在为国家创收方面，的确不如王安石。这种对比或许是每一位皇帝的梦想：大臣分为两派，各自竞争又相互制衡，皇帝统揽一切。但是，作为一位清醒的历史研究者，赵冬梅敏锐地反问“能否实现”？这是对古代封建君权制度的反问，更是对人性的反问。

　　“爱民”是司马光政治思想的重要方面，甚至是核心内涵。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理由，就在于百姓可能沦为被剥夺的对象，而非“惠爱”的对象。并且，变法的峻急可能会招致“制度的破坏、秩序的瓦解”，覆巢之下无完卵，以百姓为本的儒士司马光，又怎能不心生忧虑呢？这或许就是司马光“迂”的地方，他有持守，有保留，必要时挺身而出，“执拗”地坚持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儒士的政治理想，更是“爱民”的朴素情感。为此，司马光不惜“执拗”，但更会“宽容”。这种“宽容”，依然是“爱民”思想的延伸，要给百姓生息的空间，要给朝堂言说的空间。但要主持朝政，又必须有统一全局的能力，而这，需要实打实的手段与策略，非威望和愿景所能及。

　　对于司马光而言，“宽容”与“执拗”相生相伴，既两厢情愿，又相互冲突，这也让晚年的司马光在成为“司马相公”后，陷入了尴尬的“宽容悖论”中。或许，对此的敏感与无奈，才是让其发出“骨相天生林野人”的感慨的原因吧。

　　对“迂”的生命底色的提炼，是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历史态度，更是一种用生命贴近生命的回馈。但对于历史作品，这便是一个风险之举——回望驳杂斑斓的历史时空，一个“迂”字，如何能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概括呢？这既需要史料的积淀，更需要史识的牵引，而这两点，正是此书的闪光点，二者的相互成全，让本书既富有历史性，又富有思想性。

　　赵冬梅对司马光晚年陷入的“宽容悖论”的发现与阐释，是本书的精彩之处。这既是基于史料而得出的客观结论，也是通过历史而达到对人性的深入讨论，是一种充满个性与温度的史识。在作者看来，“宽容悖论”指的是司马光对“宽容”的“执拗”，即“在政策层面，主张宽容政治的司马光最终将导向誓死捍卫个人立场的司马光”，换言之，“宽容”的本意是商讨，是对不同政见的关注与尊重，但当其走向极端时，“宽容”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独裁”，因为“在司马光的眼里，最接近正确的，当然是司马光的‘己见’”。

　　这样的观点振聋发聩、令人深思。作者没有沉醉在司马光的人格魅力中，而是清醒地思考、理性地认识，呈现出司马光作为一位政治家的缺陷与不足。但也是这些内容，成就了司马光的人格魅力。也正是因此，在赵冬梅的笔下，“迂夫”司马光才堪称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