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赵晓霞

　　日前，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如何体现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以及“中”“和”哲学思想？申遗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为此，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文本团队负责人吕舟。

　　孟丽静编制（新华社发）

　　价值阐释

　　记者：在世界遗产层面上，“北京中轴线”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

　　吕舟：“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基于“北京中轴线”作为世界遗产所应具有的价值标准的阐述。其中，尤其是关于列入世界遗产的对象应当是“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的标准。

　　“北京中轴线”的核心价值在于其通过建筑群和城市空间表达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和审美意识的持续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13世纪“北京中轴线”始建时对于公元前1000年周代城市制度的表达，也体现在15、16世纪“北京中轴线”成形的过程和18世纪的不断完善，更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的规划设计和功能定位，以及21世纪初开始对“北京中轴线”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北京中轴线”是在已有的1223处世界遗产中，是“为延续至今的文明提供了独特见证”这一标准具有典型性的实例。在世界遗产标准中，关于“为延续至今的文明提供了独特见证”的表述最早出现于1996年，是当年世界遗产回应如何反映不同的文明发展状况的结果，但长期以来在世界遗产的评审中，遗产依然被传统的历史分期所局限，没有出现突破这种历史分期，特别鲜有是将古代遗产与当代城市形态融为一体的遗产项目。从这个层面，“北京中轴线”响应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明的多样特征，特别是当代文明与历史延续关系的表达。

　　记者：这样的价值表达在“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的评审过程中是否会遇到挑战？申遗团队是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并解决这些问题的？

　　吕舟：从遗产保护领域自身而言，不同观点的碰撞始终是存在的。这些碰撞不仅表现在今天已被人们熟知的真实性是仅仅反映在物质的真实性上还是反映在信息来源的真实性上，同样也反映在我们所谈到的遗产的时间边界上。

　　2024年4月，我们收到了专业咨询机构对“北京中轴线”的评审意见，尽管他们给出了推荐列入的结论，但我们仍然感受到参与评审的专家在遗产的时间边界上的矛盾，一方面他们肯定了“北京中轴线”的传统规划思想对当代城市规划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质疑了遗产的时间线延续到当代的延续性理念。

　　针对这种情况，申遗团队进行了大量国际对话和价值阐释的工作。通过各种机会向来京参加各种活动的专业咨询机构的负责人等介绍“北京中轴线”，让他们通过现场的体验来感受“北京中轴线”所呈现的文明的延续性。

　　“北京中轴线”所展现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感染了这些专家等。经过反复讨论，他们都表示充分理解了我们对“北京中轴线”的价值表达。在之后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也都给予极大支持。

　　中国申遗团队也拜访了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或代表，向他们介绍“北京中轴线”在价值表达中关于文明延续性的阐释，并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认同。这使得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世界遗产价值阐释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国际传播的过程，是一个向世界介绍中华文明，促进世界理解中华文明的过程。

　　在讨论“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21个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有13位作了现场发言，对“北京中轴线”关于文明延续性的表述表达了支持。

　　希腊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提出了修正案，要求删去决议草案中对时限问题的质疑，他强调中国的文明是延续的，“北京中轴线”也是一个延续的、活态的遗产；黎巴嫩代表发言，特别强调了：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是沿“北京中轴线”组织起来的宏大城市建筑群的主要构成要素，它见证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延续性；赞比亚代表发言，明确强调了“北京中轴线”各个时期的遗产构成要素对整体价值的共同作用；塞内加尔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认为“北京中轴线”展现了中国独特的历史延续性；土耳其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在发言中表示“北京中轴线”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封建王朝统治至现代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展现出时间与空间的历史延续性；日本代表也从专业的角度讲述了中国都城规划理念的广泛影响，并表示“北京中轴线”的保护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在大会会场，深刻地感受到通过世界遗产进行广泛深入的国际对话与交流，有助于促进世界了解中国。

　　重要挑战

　　记者：作为申遗保护文本团队的负责人，在您看来，如何向世界讲述“北京中轴线”故事？

　　吕舟：在“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强调国际对话和交流。在编制申遗文本的过程中，如何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中把中轴线的价值说清楚，从语境、内涵上更充分地把北京的历史文化这种价值呈现出来，这也是申遗文本编制的难点。

　　记者：在申遗文本提交后，我们又补充了材料，主要是哪方面的？

　　吕舟：通过专业咨询机构对我们提交补充材料的要求，也是我们了解他们对“北京中轴线”价值理解程度或这种理解存在的空白点的过程。

　　我们一共补充了两次材料：一次是介绍《考工记》及其规定、与其他城市规划理论的不同之处；一次是解释“北京中轴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理念在都城规划与建设物质层面的集中体现。在关于《考工记》的补充材料中我们介绍了《考工记》整体内容、其中关于城市制度的部分，比较了它与其他涉及中国城市规划的古籍内容的区别，也比较了它所描述的城市制度与古代罗马建筑文献《建筑十书》中相关内容的差异。

　　事实上，这两次补充材料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关于“北京中轴线”及中国文化在国际遗产领域的知识盲点。对这些内容就需要在之后的交流对话中给予更多的关注，用更简单清晰的表述去帮助对方理解。

　　记者：“北京中轴线”申遗历时12年，回顾整个申遗过程，主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吕舟：“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古今交融而产生的复杂性上。当然也包括了如何处理作为“北京中轴线”组成部分的已有世界遗产地，如故宫、天坛、万宁桥各自已被《世界遗产名录》所阐释的价值与“北京中轴线”价值的关系上。以及由于“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核心区域所带来的保护、管理的复杂性。

　　“北京中轴线”位于首都的中心区，与当代的现实生活密切融合，你是无法把它切开的。比如，前门大街是商业活动区，地安门外大街也是商业活动区等，它们跟老百姓的生活融在一起，这也是复杂性的体现。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是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凝结了无数人的心血。

　　“北京中轴线”北段鸟瞰。

　　成功经验

　　记者：“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吕舟：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过程中，民众广泛参与是很成功的经验之一。刚开始时，我们也会想，会不会增加申遗过程的复杂性？但事实证明，民众参与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

　　北京鼓励居民参与“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和城市治理，在涉及“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的决策出台之前，北京市会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居民的意见建议，之后由专业机构将公众意见转化为提案或者报告，再经由专家研讨、部门商议、征求公众意见等程序后形成政府决策，直至最终实施。

　　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北京中轴线”遗产区、缓冲区居民和社区已成为参与遗产保护管理相关决策与实践的重要力量。也正是在居民和社区的积极建言献策下，才推动了如万宁桥交通限行、补种树木等具体保护整治行动的实现，促使“北京中轴线”以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得到全社会更好地保护传承。

　　此外，还出现了很多中轴线文化体验的旅游产品、创意产品设计、文化体验线路，一些北京老字号也会用“北京中轴线”的IP来更新他们的产品，这些都为北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文化动能。

　　记者：除“公众参与”之外，您也强调“数字技术参与”的重要性，在“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发挥了哪些作用？

　　吕舟：可以说，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之前，鲜有数字技术如此深度参与申遗的前例。数字技术如同一个时空穿梭机，可以把不同时期的遗产要素生动表现出来，也可以推进遗产保护。比如，可以通过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监测与保护平台监测遗产的变化，可以通过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联合腾讯等机构开展的“数字打更人”活动，为公众提供参与中轴线保护的平台，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监测“北京中轴线”的情况。这都是在申遗过程中的创新措施。

　　记者：“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在世界遗产领域有哪些贡献？

　　吕舟：世界遗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对其的保护是不同文化对话合作的过程，通过对世界遗产的价值阐释，可以实现不同文明的相互尊重与理解。“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对未来世界遗产的类型、申报方法和对历史文化延续性的表达都具有重要意义，提供了新的经验。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