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步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艾黎不来到山丹，人们对山丹以及河西走廊的认识，大概一直会停留在汉武帝元狩二年的那个春天。但艾黎来了，这一切改变了，河西走廊的人文历史，由此往上推进了近两千年。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了早在四千年前，就有先民在山丹这片土地上刀耕火种，繁衍生息。此刻，我就在山丹，就站在艾黎曾经站立过的地方，远望或者沉思。一块色彩鲜艳、凸起感明显的三角纹图案彩陶碎片，让我猛然想到《史记》《尚书》中记载的弱水汤汤的景象。我始信那些描述是真实的，因为古弱水两岸出土的这些彩陶和铜器，给了我足够的勇气。

　　如果艾黎没有来到山丹呢？我依旧在想。如果那样，河西走廊或者说西北地区史前最具代表性的“四坝文化”发源地就不是山丹了，也许是民乐、酒泉、玉门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但艾黎来了，来到山丹，在山丹四坝滩发现了这些人类文明的宝藏。于是，河西走廊的山丹诞生了与齐家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等齐名的四坝文化。艾黎是新西兰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山丹。1947年，艾黎和他的学生们在四坝滩垦荒开渠的时候，发现了大量夹砂红褐色陶片和打磨过的石片，艾黎知道这绝非寻常之物，就上报甘肃省相关部门，通过文物部门专家多次鉴定，认为“这是一起了不起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几千年前，山丹的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因为最早发现于四坝滩，所以命名“四坝文化”。“四坝文化”的发现和命名，毫无疑问，是山丹大地一项价值无限的文化资产。

　　艾老功不可没。

　　今年3月下旬，天作之合，我来到四坝文化遗址——四坝滩。

　　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丹人，但许多的岁月，一直漂泊在外，这次回家，正好赶上同窗好友张佩张罗的“山丹四坝文化展馆”即将开业，于是在他的陪同下，一起去了四坝滩。四坝滩距离山丹县城五六公里，位于城南，古弱水东岸。小汽车在县乡公路上行驶了二十来分钟就到了。在一处荒滩和庄稼地交错的地方，我看到“四坝滩遗址”字样的竖碑，我知道，“四坝文化”发源地核心区域到了。

　　下车后，我们在荒滩上四处观望。四坝滩遗址是甘肃省政府于一九八一年公布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初春的草木还没有发芽，这里的景色一片荒芜。但阳光很好，我们在荒野里寻觅。同行的山丹艾黎纪念馆研究员赵谦玺主任说，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打算，想把这片地方如同大地湾遗址一样规划起来，开发旅游业，但投资数额太大，一直没有通过。“人们都说山丹的历史悠久，四坝文化考证落实之后，郭兴圣老先生在《山丹史话》中用文字确切记述了先民于四千年前在这片土地蹒跚走过。刚开始，来到山丹考察的专家认为这里属于陶器时代文化，后来通过多个采坑实物对比分析，四坝文化形态处于陶器文化晚期和青铜器时期兼有的一种形态。四坝文化确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山丹最好的文化宣传名片。”赵谦玺主任不无兴奋地说。

　　四坝滩文化遗址周边有田地也有荒滩，星星点点的彩陶碎片随处可见。赵主任说，早些年这里开荒犁地，时不时翻出一些小型陶罐，有些农民直接踹到地边摔碎了。在一个保护起来的灰层处，赵主任给我们讲了四坝文化遗址多年来的保护措施和研究情况。站在四千年前先民曾经生活、劳作过的灰层旁边，我仿佛看见他们就在我的面前。他们穿着兽皮或麻布制作的衣衫，拿着石头磨制的器具，抱着各种图案的红色夹砂陶器，去往临近的河道里取水。这里有一条小河叫川口河。此处三面环水，平坦开阔。那时候，他们住的应该是地穴，但吃的却是和我们今天基本一样的小麦、青稞、皮大麦的原生物种。这些物种，距此五十公里之外的民乐东灰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炭化小麦籽粒物种足可证明。这个时期，中原地区处于夏朝阶段。

　　夏朝时期中原文化与四坝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比较形态呢？是文化东渐还是文明向西蔓延？不敢妄议。其实，文化和文明进步就像商贸交流一样，是一个互鉴、互补、提升、共融的过程。距此一千多里之外的大地湾文化历史更为久远，三千里外的以殷墟为代表的夏商文化更加繁荣。而同一时期，西北往西更加遥远的古印度文明，同样是人类文明的璀璨时期。

　　四坝文化并不是独立的。上世纪四十年代，艾黎和他的学生们在四坝滩发现了这个“了不起”的发现后，甘肃省政府即刻派文物专家裴文中、何乐夫等一行到山丹实地考察。怎奈战争时期，民不聊生，这事也就一度搁浅。1953年，甘肃省再次派考古专家对四坝滩文化遗址作了局部考察发掘，共清理出文化灰坑3处，出土文物中有比较完整的各类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同时发现两处窑址，彩陶图案精美，线条流畅。发现的石器中有石锄和石斧，上端均有直径38毫米的柄孔，应该是安装过木制手柄使用。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河水库考古队开展考古调查，在此又采集到一批遗物。同年，考古专家安志敏先生撰文，认为该遗址发现的陶器独具特色，以夹砂粗红陶为主，多饰浓重的彩绘且凸起于器表，既不同于马厂类型，也有别于沙井文化，应单独命名为“四坝文化”。

　　四坝滩文化遗存几乎遍及河西走廊，延伸到新疆更西的地方。1953年，在山丹城西北的山羊堡滩发现大量的石器和陶器，其后出土过较大石锄。出土文物与四坝滩遗址相同。1976年，山丹县新河东门村发现彩陶。同年，县城东南十里堡林场附近出土彩陶四件，经鉴定，均为四坝类型。1987年，山丹县城南壕北滩明长城南北、山丹农场东西两侧发现一处范围很大的古文化遗址，出土彩陶器物，并发现窑址、炉灶和石臼等生活用具，初步确认为四坝类型。此后，在民乐县东灰山、西灰山、山丹花寨楼庄村、玉门火烧沟、安西鹰窝村、酒泉干骨崖、西河滩等地均发现了四坝类型遗址，而且出土的器物种类更为丰富。在同类遗址中出土物品最丰富的当属玉门火烧沟，那些陶器、石器、铜器、骨器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四坝文化的涵盖内容，同时也为“四坝文化属青铜器时代”提供了实物证明。

　　玉门火烧沟多处墓地出土了大量铜器。火烧沟墓地有300多座墓葬，有铜器的墓葬达106座，出土铜器200多件，其中纯铜30件，占45.45%，青铜数量超过红铜。除4件系锻造外，其余均为铸造。铜器按种类和功能大致可分为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几大类。一件四羊首的权杖头还使用了比较复杂的复合范、分铸技术，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青铜镶嵌铸品，代表了该文化较为高超的冶铸工艺。据考古专家对四坝文化的分期研究，进一步推断四坝文化冶金工艺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纯铜——砷青铜——锡青铜”的演变过程。而砷铜、红铜的使用最早在西亚、南欧、北非等地普遍发现。这就是说，中国青铜冶炼技术不是由东向西的技术传输，而是沿丝绸之路由西往东传入中国。四坝文化所在的河西走廊这条狭长的文化通道，起到了中转的作用。根据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等专家学者的研究，我国青铜文化起源于甘青地区和新疆地区。具体点说，就是四坝文化青铜器核心区域火烧沟等地，是当时我国境内青铜冶炼业的高技术区域之一。因此有专家学者称“丝绸之路”在四千年前，其实是一条“青铜之路”。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主干线，也是一条商业、技术、文化交流与交易的通道。河西走廊在四千年前就已有了相对完善的陶瓷烧制和青铜器冶炼技术。弱水河畔，定然也是清晨人声互答，傍晚鸟唱虫鸣。那些农牧并举的先民是哪个民族的先祖呢？或者说他们后来去了什么地方？是战争还是疾病，是人祸还是天灾？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什么时候从农耕转入游牧？什么时候又从农牧转向农耕？他们从兴盛到没落、从开始到结束，是否有迹可循？我们还能不能解开他们消失了的谜底？

　　不啻微茫，造炬为阳。那些在弱水河畔生活过的先民们，与今天生活在河西走廊的人们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他们仍旧是我们敬仰的先祖。他们用智慧的双手制造出各式各样器型别致的陶器、石器、铜器、金器等等，为今天我们研究四千年前河西走廊的人文历史留下了可资探寻的密码。最早发现于山丹的四坝文化，可以说是打开了河西走廊或者西部历史文化的天窗，让我们清晰地知道，四千年前的河西走廊并不是一片洪荒之地。那些陶器、石器、铜器以及居所、灰层、碳化了的物种等，都在无声地陈述这片土地上从原始社会到氏族社会、奴隶社会的生活场景。而所有这些，是四坝文化用沉甸甸的实物告诉我们，在中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河西走廊所作出的贡献和力量，“四坝文化”所肩负的使命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