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洋

　　“住在伦敦，更谈不到买什么好中文书，闲中只好逛洋书旧书市，聊以解闷。这里旧书铺古玩店很多的长巷短街原是灰蒙蒙的，艳阳下看着委实寒酸，秋雨一来，反倒有些韵味。”这是董桥笔下的书店风景。

　　“书市是最自由的读书天地，是文化环境、文化气氛最重要的成分。这些地方活跃，就说明文化气氛活跃，读书的人多。因为文化气氛首先表现在读书气氛上，而不是表现在歌坛舞榭中。”这是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的由衷感怀。

　　“成都比重庆有趣就在这里——有旧书摊儿可逛。买不买的且不去管，就是多摸一摸旧纸陈篇也是快事啊。”老舍眼中渝蓉两城的高下全赖旧书摊赋能。

　　凡此种种，还有很多。譬如周作人的《厂甸》、阿英笔下《城隍庙的书市》、戴望舒《巴黎的书摊》，都是脍炙人口的书话名篇。其作者，无一不是资深书虫，这些书集书市、书店书摊，正是他们魂牵梦萦的所在。流连忘返之余，不忘写下书市屐痕的点点滴滴，把他们在书店度过的快乐时光分享给更多的爱书人。

　　旧书肆里的温情记忆

　　其实，写下与书店有关的文字，从来就不是名作家的专属领地。很多报纸的副刊、杂志的专栏里，都会有普通读者写下的书店见闻。谓予不信，请看《旧时书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收录了94篇这样的书话美文，全部从近代报刊文献中钩沉辑录而出，勾勒出那个年代大大小小书店书肆的全景图。书分“申城书肆”“故地书肆”“域外书肆”三辑，涉及上海、北京、南京、广州、苏州、重庆等地的淘书见闻，其中颇多可读可赏之有趣文字。且看，发表于1933年的这篇《上海的旧书店》：“这些旧书店的生意，好像终年都是兴隆的样子……一个人要到出卖书籍，大概已是困窘不堪，所以旧书店老板以逸待劳，乐得榨你一榨。”而另一篇《买旧书之门坎》则从买书人的角度写道：“未买之先，须将书名、著者姓名、何书局出版，及最近出版之日期，详细抄于纸内。然后往购，其中尤以最近出版日期为紧要，因旧书店恒以一千八百数十年之老书出售，偶一不慎，即受其愚。”两相对读，旧时上海书店买卖双方的一番博弈宛在眼前，彼时社会百业之繁盛亦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对于爱书人来说，书店绝不仅仅是一个买卖商品的所在，它可能承载着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又或者成为我们感受知识分子人格魅力的一处社交场域。日前读到周立民的文章《从一张发票说起》，从巴金先生1978年在上海书店的一张购书发票，牵引出巴老与魏绍昌的友情和与他的二叔、大哥的亲情，更有与上海书店店员陈克希、许志浩之间的互动交往，十分温暖感人。这让我想起另一则和购书发票有关的故事，即周立民《春未老，书难忘》（文汇出版社出版）中的文章《〈沈从文传〉里的那张发票》。周立民拥有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教授代表作《沈从文传》1992年的湖南文艺版，这是他在大学期间买到的第一本书，地点是在大连天津街的新华书店，夹在书中的购书发票唤醒了他26年前读大学时代的美好记忆。这样的书店记忆，在这本书中俯拾皆是。他在镇上供销社文化柜台里买到张爱玲的《传奇》；在复旦大学北区宿舍外的小书店隔三岔五拎回一包书；在沈阳北方图书城和广州的小古堂旧书店，先后买回两本《戴望舒文录》，用他的话说：“尽管家里已有一本，吃着锅里望着盆里，还是不想放跑这一本。”对书如此情意绵绵爱不释手，似乎还嫌不够，“我还是喜欢摸到书的那种实在的感觉，就连书店里的那种特有的霉味，对我都有特殊的功效”。呜呼，这让我想起四川作家朱晓剑的一本书的名字——“书店病人”。这一群体对书店的挚爱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恨不能天天徜徉在书店里。

　　那些精明的传奇书商们

　　不过，说到书店店主和买书人的关系，却并非只有《查令十字街84号》一书所描写的那般温情脉脉。既然有“高冷范”的买书人，就会有“毒舌型”的店主，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店掌柜肖恩·白塞尔就是一例，他的书店名称就叫“书店”（The Book Shop），开在威格敦小镇上。肖恩确属那种极富个性的书店老板，只需看一下他的“爱憎表”，便可略知一二。他把乔治·奥威尔的《书店回忆》奉为圭臬，在他自己的著作《书店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每月的开篇都要引上一段。而他坚定反对的，是风行于当下的各种电子阅读器，一台被猎枪射碎屏幕的Kindle，成为他店堂内最醒目的装饰物。

　　在肖恩18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在威格敦小镇上邂逅了这家名为“书店”的书店。那时的店主是年迈的书商约翰·卡特，而他还只是个即将走进象牙塔的准大学生。看到堆满书籍的橱窗，他对朋友断言：“这家店一年之内必定倒闭。”结果12年过去，“书店”仍在经营，年事已高的卡特需要物色一位接棒人。有嗜书潜质的肖恩顺理成章进入他的视野，靠着银行贷款，在他31岁那年正式接手这家书店。卡特扶上马还不忘送一程，热心地陪他去客户家里收书，手把手传授他生意经。此时他才明白了乔治·奥威尔的忠告：“别以为二手书商的世界是一曲田园牧歌——炉火烧得很旺，你坐在扶手椅上，搁起穿着拖鞋的脚，一边抽烟斗一边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与此同时，络绎不绝往来的客人个个谈吐非凡，在掏出大把钞票买单前还要同你来一段充满智慧的交谈。真实情况简直可以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因此，我们在书中读到肖恩周游各地收购旧书、访寻珍本；出入陌生人的客厅和书房，见证人与书的相聚与分离；请教上一个时代硕果仅存的书林前辈，与层出不穷的奇葩顾客打交道，也和忠实的老主顾维系着悠长而稳固的纽带；管理特立独行的个性店员，也时不时抚弄一下永久店员黑猫“船长”；应对电商冲击之下的经营窘境，也乐见更多的书店和文艺群落在周边出现。这些足以慰藉心灵的书店故事，其中所蕴藏的不仅是书的聚散、人的离合，还有属于实体书店的黄金时代逐渐由盛转衰走向落寞的叹息，更有不易为人所察觉的一点，二手书店赋予威格敦小镇的书香气息，浸润着社区感和人情味，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格局下，正是人们需要小心呵护并倍加珍惜的一份真挚情感。

　　肖恩·白塞尔的《书店日记》及其续集《书店四季》，一经出版就成为英伦书店的年度黑马，也深刻影响了这两本书的中文译者顾真。顾真为自己的新书取名《书会说话》（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灵感就来源于《书店四季》中一位顾客的感叹：“真希望这些书能开口说话，跟我们讲讲它们看过的事情。”一句“藏书说到底藏的是故事”，让他笔下的古书旧籍都成了能说会道的故事大王，向读者道出鲜为人知的书人书事。我想，顾真心目中理想的二手书商应该是A.S.W.罗森巴哈那样的殿堂级人物，因为在他看来：“罗森巴哈博士有一种能力，擅长把优秀的顾客变成亲密的朋友，让一笔寻常的生意充满人情味，仿佛是他的好意。书商和藏家之间从来不是纯粹的买卖关系，而是可以相互砥砺的知交。”

　　自小浸淫书海，对各种版本信息烂熟于心，后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淬砺，将天时、地利、人和集于一身的罗森巴哈，确实配得上“有史以来最伟大书商”的盛名。他的著作《猎书人的假日》《书与竞价者》《早期美国童书》，是书话一门中声名远播的经典。这些传奇经历足以在他去世十年后，支撑起一部600多页的《罗森巴哈传》。他在珍本书拍卖场上所向披靡，有“拍场上的拿破仑”之称，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端，一时间成为“出了不起的价格买了不起的书”的代名词。他的传奇经历启示我们：一个伟大的书商，既仰赖天赋，亦是后天修炼而成。

　　满世界逛书店的乐趣

　　有人把经营一家书店作为毕生的事业，也有人把走遍世界各地的书店作为旅行的乐趣。《书店漫游：一段书店与文学的寻访之旅》的作者豪尔赫·卡里翁就是如此。他是一个文学发烧友，也是一个醉心于逛书店的专栏作家。用他的话来说：“在书店这个世界中的旅行是靠阅读完成的，在这里甚至连时间都会变得缓慢，而且进行这种书店漫游压根儿无须有护照。如果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遍世界上所有书店的话，就可以感受到书店尚存的文化气息，因为从浪漫主义时期到现在，和墓地、建筑遗址、咖啡馆、图书馆以及后来的电影院、当代艺术博物馆一样，书店一直是，将来也仍然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场所。”

　　从1998年开始的差不多15年间，卡里翁把旅行目的地指向“这世界上最好的、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或是最古老的书店”。旧金山的青苹果书店、巴黎的书页的泡沫书店、伦敦的约翰·桑德书店、里斯本的贝特朗书店、伊斯坦布尔的鲁滨逊·克鲁索389书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永恒的旋律书店……甚至不惜坐飞机24小时抵达迈阿密，只为去那里最漂亮的书店“书与书”打卡一游。他在这些书店里走走停停，取一张名片，买一本旧书，或者只为歇个脚、蹭个网，顺便与店主聊两句，很放松也很随意。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依赖于手机屏幕和电脑键盘的阅读将会越来越普遍。由此带来的变化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书店可能转眼间就会变成一家快餐店或咖啡馆，正如卡里翁笔下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书店，创立于1924年，经历过无数风雨，如今却已被一家麦当劳所取代。“这个曾经和阅读息息相关、经营图书的地方，渐渐地变成了一个被蛋白质和白糖充斥的卖快餐的地方。”

　　事实上，希冀所有的书店永久地存在下去，既无可能，也不必要。你可以把书店看作孕育友谊和爱情的浪漫之地，也可以把它视为塑造精神世界和追溯思想源泉的神圣之地。或者，解构它，给它祛魅，仅仅当作一笔生意的交易场。甚至它将消亡，退隐于历史的角落，这都在情理之中。重要的是，你拥有过一段关于书店的快乐的时光记忆，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