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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璐
曾有评论称,唯有《魔戒》的业余爱好者才能写就这样一部《托尔金传》,但作者汉弗莱·卡彭特无疑显示出了作为传记作者的专业性:无论是丰富详实的史料整理,还是栩栩如生的写作风格,抑或是对托尔金双重性格和多面生活的完整呈现。1977年问世的《托尔金传》首版封面上赫然印着“独家授权”的字样,从附录的“资料来源与致谢”也能看出托尔金的亲友为卡彭特提供了最慷慨的文献支援。正得益于此,卡彭特才如此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他一面对书写对象满怀爱意,一面对读者充满敬畏,他不愿让自己的主观情感干涉读者的评判,因此始终保持着“第三方”客观冷静又得体的批判性距离,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对托尔金“造神”的吹捧和奉承。
托尔金(右二)与子女的家庭合照,约1936年
然而事实上,卡彭特并非专业的传记作家。出生于1946年的他,是土生土长的牛津人,父亲曾任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院长和牛津教区主教。在基布尔学院修读英文专业而后获得教学文凭的卡彭特,并未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名教师,而是加盟于英国广播公司(BBC),做了电台主持人和广播员,同时是一个业余爵士乐音乐家和童书作家,还组建过爵士乐团和儿童剧团。他在托尔金生前曾采访过他,1974年,也是托尔金去世后的第二年,卡彭特制作了一档介绍托尔金生平的广播节目,使他萌生了为这位牛津邻居写传记的想法。为了征得授权,卡彭特逐一拜访了托尔金的子女,坦言:“我对写传记没多少了解,但对你父亲有点了解,而且我了解牛津,了解他身处的环境。我想你再也找不到有这些优势的人了,很可能还会遇到差劲的传记作者。”也许是这份坦诚打动了托尔金的家人,加上当时外界对托尔金的个人生活妄加揣测,其家人正打算找人为托尔金作传,“自告奋勇”的卡彭特无疑成为最佳人选,他也由此获得了浏览所有托尔金书信和日记以及采访其家人和朋友的权利。
《托尔金传》 [英]汉弗莱·卡彭特 著 牧冬 戴故秋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尽管此后的30年间,卡彭特曾为包括奥登、庞德、伊夫林·沃、本杰明·布里顿等在内的多位作家、音乐家书写传记,但《托尔金传》可谓其“出道即巅峰”的扛鼎之作。在最开始的作者按中,卡彭特对全书的内容和风格作了简要的澄清:“只叙述托尔金的生平故事,不去评判他的小说。”这不仅源于对托尔金本人意愿的遵从,因为他生前曾明确表示“通过调查作家的生平来研究他的著作,是完完全全徒劳和错误的”,也基于卡彭特自己对传记的看法:作家传记不是文学批评,也不应成为作品鉴赏的辅助工具。若是想要研究托尔金的创作构思和思想本质,《霍比特人》《魔戒》《精灵宝钻》已经包含了全部真相,而《托尔金传》是基于对托尔金生平全貌的观察,是为了帮助大众掀起《魔戒》作者的面纱,看到托尔金的血肉真身。
卡彭特没有食言,在他笔下,托尔金显得格外鲜活、立体而饱满。那是一个出生在南非、成长在英格兰的小男孩,有着幼年丧父而寄居外祖父母家、少年丧母而寄居舅妈家阁楼的忧郁成长史,也有着和妻子伊迪丝同命相怜而惺惺相惜、被人拆散却又矢志不渝、最终相伴50多年的动人爱情,还有着和C.S.刘易斯情深义重、亦遭遇微妙裂隙的传奇友谊。借用刘易斯为托尔金撰写的讣告词中的话,卡彭特细致描绘了这个“身在语言之中”的人:四岁便能阅读、还写得一手优雅而别致的好字,从小就展现出对拉丁语、古希腊语等古典词汇读音、形状和意义的莫大兴趣和独特敏锐,甚至只是源于在前往威尔士的火车上、对一闪而过的车站名称的匆匆一瞥,托尔金便义无反顾地踏进了一方新的语言世界。
成年后的托尔金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者,还是语言的发明者。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不仅发明了新的字母表和词语,还为它们逆向创造了一套符合“历史”的语言系统。正是凭借这种全方位感知并驾驭多种语言的非凡才能,托尔金成为出类拔萃的语文学家;同样,正是源于发明语言的爱好以及为其创造“历史”的主张,托尔金成为与众不同的神话创作者。在托尔金看来,如果说词汇是为了命名某个对象、描绘某个概念的发明,那么神话就是关于某种真实的发明,而他作为书写神话的人,不是故事的创造者,而是传说的发现者。在讲述到托尔金家里拜访、和他面对面交谈的情境时,卡彭特形容托尔金俨然一副编年史家的模样,仿佛他谈论的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在《托尔金传》中,卡彭特将托尔金众多碎片化的琐事言行重新排列组合,令人信服地勾勒了托尔金如何从语言走向神话,进而成为“身在神话之中”的人。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卡彭特对托尔金多元面相的描述。在这部传记中,托尔金既是举世瞩目的作家,亦是书斋中的学者和象牙塔中的教授;既是功成名就的文坛明星,亦是平凡无奇的丈夫和父亲;既对自己的生活抱持禁欲苦修的态度,又对他人的喜怒哀乐充满兴趣与共情:与萍水相逢的难民、服务生、勤杂工攀谈调侃,与出租车司机、居所周围的巡警、照顾他晚年生活的校工成为朋友。借助托尔金的照片,卡彭特犹如手持放大镜,不断凑近观察托尔金的身材、衣着、面容、眼神等具象化特征,试图洞穿托尔金的真实性格和复杂心理。通过想象中的“牛津一天”,卡彭特犹如纪录片的拍摄者,生动细腻地复现了托尔金与妻子孩子的互动、在牛津上课开会、参加晚宴、和朋友小聚畅谈的日常生活,使我们有机会一览大名鼎鼎的人物在聚光灯之外的样子。卡彭特还特别描绘了托尔金脱下作家外衣的学者和老师身份,讲述了他如何在繁重的授课讲座之余,处理学院的行政事务,又如何在为了赚钱维生而疲于奔命的同时,以近乎苛刻的完美主义要求自己开展原创性研究工作。
如果说研究一位作家是一项倚靠专业技艺的工作,那么了解一个人则是一桩更为繁复庞杂的工程,需要一双锐利又不失柔情的慧眼,一份抽丝剥茧、事无巨细的耐心,一种设身处地并感同身受的想象力和同理心。“不读卡彭特,不识托尔金。”姑且不论这句话是否有夸张之嫌,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托尔金传》开始,托尔金的生命不仅在他创造的中土世界里生生不息,也在卡彭特的文字中更加完整与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