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宝元

　　康儒博是中国宗教和文化史家，此书在2022年先后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中国研究著作奖和法兰西文学院儒莲奖，可见既得到了美国中国学界的认可，也得到了欧洲汉学界的认同，正如此书既有汉学研究的考证严谨，也有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独特视野。

　　但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也并不全是直译。康儒博书中有大量中外文文献的引文。关于外文引文，最初我的设想是如所引有中译文，则直接用中译文；但罗启权指出，有些非英文的文献，康儒博引用的是英译本，且有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所以书中的外文引文应据康儒博所引来译，适当参考中译文而不照搬。

　　关于中文引文，康儒博书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中文原文的基本照译，另一种是根据论述对中文原文的摘要翻译，两种情况均用引文格式，且存在时间、地点、人物及故事细节的省略。就如何翻译中文引文，最初笔者与罗启权的意见不同。罗启权认为，康儒博原著中翻译的中文引文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包括对古文的句读，因此应照其英文译为现代中文；而笔者认为，康儒博所引中文即是其翻译的原本，还原为中文原文有助于增进阅读的“亲近感”，使中文读者能较快地进入康儒博论著的语境，理解其论述。

　　就此事，笔者专门致信康儒博，向其询问当初中文引文的英译是否包含他的特殊理解，他赞成还原为中文原文,并要求全书体例统一。因此，书中的中文引文在不违背作者原著的情况下，将英译还原为中文的同时，适当作了增补。如，此书开篇所引“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康儒博原著未注明出处，中译本增补了“见《庄子·人间世》”；再如，中译本第223至225页，原著摘要英译了《幽冥录》《异苑》《搜神记》《历代三宝记》《冥祥记》《道教灵验记》等书中一些梦的轶事，多略去时代、地名、官职、人名及故事细节，中译本作了适当的增补还原。如此处理，缘于读者对象不同。

　　康儒博的写作对象是英文读者，如“晋咸和初徐精”“晋太原郭澄之”“渤海太守史良”“晋世沙门僧洪”等，对作者而言难以翻译，即使译了，英文读者也可能觉得画蛇添足，不但不明就里，还增加了阅读理解的障碍，因此作者往往用A man（一个人）、A monk（一个僧人）等简译；但译成中文，给中文读者看，增补这些，可以让现如今可能不熟悉康儒博引文的中文读者了解故事的详细情况，增强阅读的语境。当然，中译本在还原中文时，采用的版本与康儒博的一致，有些体现康儒博句读理解的，在不违背现有标点规范的情况下，也尽量予以保留。

　　康儒博曾将多部中国古代典籍译为英文，对于翻译有着深刻的认识。笔者约请他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有言：“我知道，正如他们所做的那样，将一位作者的文字翻译为一种非常不同的语言有时是相当困难的。这是一项充满了误解或者歪曲他人原意、存在风险的事业。”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中英两种语言文字，均有漫长的形成演变历史，而其背后是各自经典不断形塑和各自言说运用而成的文字本义、引申义、比喻义、象征义，以及句式乃至谋篇布局背后不同的思维方式。正如中文有训诂，中国经典有注疏，英文也一样，近义词的不同应用、句式的前后不同，乃至文风的选择，都关涉两种语言背后的语义学以及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

　　一位著名学者曾对笔者讲，翻译无止境，很容易出错，需要不断修正。此书所论不仅涉及即使现如今中文读者也不太关注的一些志怪小说、佛道故事，更涉及西方论梦的学术史乃至整个西方的文化史，尤其是对于后者的了解，三位译者在此方面均有欠缺。所以，此译稿必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除了已经尽量避免但可能仍旧存在的字词句翻译的不准确外，当然更有可能存在的是,为求“信”而造成的“不信”——“误解或者歪曲他人原意”。但正如康儒博在中文版序言最后所写：“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必须永不停息地尝试跨越国家、文化、时代与语言来相互理解。也许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努力从未像今天这般重要。”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东方出版中心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