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祝弟

　　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图谱中，县城书写往往是被忽视的存在。在现代文人的视域中，城市和乡土代表着进可攻、退可守的两极。“到上海去”是无数江南小镇文人的梦寐以求，而湘西小镇则成为在都市沉浮中失意文人的精神寄托之地。

　　即使在新世纪，这样的两极格局也基本没有多大改变。《长恨歌》《繁花》《千里江山图》显示出书写“我城”的强劲生命力，《宝水》《家山》等则提醒我们乡土文学依然生机勃勃。

　　然而，在城市和乡村的两极之间，以县城文学为代表的小城书写则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虽然现代有《小城之春》《呼兰河传》这样的小城书写的经典作品，新时期以来，也短暂出现过《陈奂生上城》《人生》等优秀作品，但对于现代化叙事而言，县城终究不过是一个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逡巡的歇脚点，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过渡地带，它的亦乡亦城、新潮与保守，注定使其成为现代化图谱中的尴尬存在。

　　从这个维度上看，张楚聚焦县城世界的长篇小说《云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就显得别具一格又充满意味。

　　近年来随着对县域治理的愈发关注，县城政治、县中模式等热点话题引发人们的广泛讨论，如林小英教授的《县中的孩子》，因触及到了县中体制、教育改革等深层次问题，而获得了较大反响。比起《县中的孩子》强烈的问题意识，《云落》无意聚焦于某个话题，而是展现出更为广阔、深刻的精神追问——相较于城市和乡村，县城是否真的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过渡性的存在？

　　小说家考虑的是如何以一种漫不经心、移步换景的切身体验，深入县城中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以一种接近本真的方式展示他们的奋斗、浮沉、不堪乃至哀鸣的生命轨迹。这种真切感的获得，一方面得益于小说家长期以来的县城生活体验，另一方面也缘于小说家采用一种细腻、瑰丽的深描笔触，去“耐心逡巡察看着他者的足迹和命运”，呈现他们的甜蜜与痛苦、蓬勃与颓败、规整与混乱、生生与哀吟。

　　41个章节如同一个个路标，成功吸引我们将目光投向大时代夹缝中被遗落的县城，又如同汩汩而出的溪流，在四处流淌中勾勒出了县城世界特有的无事日常和庸常人生。但正是因为作家的集中用力，这些被时代所忽视的人物连同他们生活的县城，从暗夜中显影，在惊蛰中“春醒”，每个人都散发各自独特的光芒。

　　对一个突然闯入云落的外地人来说，县城中那些山寨版的“东方明珠”“白金汉宫”，不仅透露出一种平庸和滞后，也注定了县城不过是大城市翻版的命运。然而，这些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小说家要告诉我们的是，县城是一个自足的江湖世界，自有一套处世规则和生命法则。县城的切身性注定任何高渺目标都会被视为不切实际，而对附近和日常的凝视则让“食色性也”这样的生命实感重新跃然纸上。当县城重新被定位为一种地方和附近的概念时，四季轮回、风俗人情、婚丧嫁娶、食色人生便徐徐展开。在这样一个半熟人社会中，吃不仅成为满足个体口腹之欲的最迫切的需求，也是一种维系和开展社会关系的必要方式。

　　与食色有关的感官叙事一再铺陈，小说对自然和人工世界中各种声音的记录、各种味道的辨认，意味着只有在一个与自然保持亲密接触的社会里，人的感官才能与外在世界充满勾连和交换。县城的风俗、人情、交往、情感，被小说家一一定型、赋予精魂，最终成就了一个独特的关于县城的艺术世界。《云落》中那些“不是忙着孵卵生仔就是忙着猎食”的小城里的人们，让人想起了萧红的天才小说《呼兰河传》。但是不同的是，云落的人们在春醒中不忘寻找人生的希望，正如小说中60多岁的蒋明芳决然选择远走他乡。张楚这是在为冀北的中国县城写传，为芸芸众生写传，即使面对灰暗的人生，也要努力抵达某种世相。

　　《云落》刻画了县城里的三种人物，而这三类人物各自寓示着中国县城的命运和选择。

　　一类是以罗小军、万永胜为代表的县城企业家，他们敢闯敢试，野蛮生长，但最终在更大的利益江湖中迷失方向、挣扎沦陷。一种进取精神的颓变总是与面临的复杂社会的选择相关，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隐喻着时代风潮变幻中县城命运的起伏不定。

　　一类是天青这样从云落出走又回来的青年，代表着自县城出又回到县城的游子形象，他身上的野性和活力给和他有亲密关系的大城市女子带来了新鲜感，但一旦回到现实世界，他只能面临被抛弃的命运。他与多位大城市女子的关系，隐喻了城市与县城之间的一种复杂等级秩序以及彼此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正如天青无法从与他有过亲密关系的城市女子中“得到真正的爱、尊重和平等”，在一个转型社会结构中，县城和大城市之间也很难获得真正的尊重和平等。

　　小说最终把希望寄托于以万樱为代表的县城女性身上。尽管万樱相貌“丑陋”、食量惊人、力大无比，但她的包容宽博、忍辱负重，被小说家赋予了近乎神性的光芒。万樱同神话中的大地之母，成为拯救与慰藉的力量，她的藏污纳垢、顽强坚韧隐喻着破旧不堪又生机勃发的县城及其命运抉择。

　　《云落》的县城书写最终提醒人们注意，在高蹈的、亢奋的、强悍的、永不餍足的都市世界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一个阴柔的、隐忍的、坚韧的县城世界？在一个复杂的转型社会中，我们又该如何正视县城世界的存在，同时重新考虑县城的位置和命运？

　　（作者为《探索与争鸣》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