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军

　　二十来岁时，应诗友之邀去了一回南京。晚餐后去玄武湖赏夜景，第一次“遭遇”萤火虫：那一小团一小团的光体，忽高忽低，宛如点点星光由远及近飞来，不时与我擦肩而过。

　　对于都市中长大的孩子而言，萤火虫并不常见，但在山野水泽间，想必很是寻常，不过是磷化物在催化作用下所发生的生化反应。之所以想起这件微不足道的往事，兼有作文的兴致，实因读到一则“囊萤夜读者”的笔记体小品文所致。故事出自明代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曾有一位读书人，因常把萤火虫装在袋中用作夜读照明而在乡里闻名。某同乡闻之，油然生起敬意，某日一大早便去拜访读书人。刚到门前，正巧遇见读书人外出，乡人言道：闻知你囊萤夜读，甚为钦佩，这才来拜访，怎么你大白天反倒要出门而不用来读书吗？读书人答：我出门是为了抓萤火虫，到黄昏时回来，正好派上夜读的用场啊！同乡十分错愕。作者不无感慨地说，天下人所敬仰的就是这样的“囊萤夜读者”，而真正的读书人，定然是白天放下帷帐在家用功之人，可这样的读书人纵然怀珠韫玉，由于不喜欢显山露水，世人又怎会知道他们呢？

　　在我看来，这则故事实际上含两层意思，一是讽刺了重形式、轻实学的拉胯学风；二是鞭笞了慕虚名的不良风尚。一个“囊萤夜读者”的形象，乍看起来似乎很励志，殊不知假作真时，便会助长曲学阿世、钻营取巧的风气。

　　细究起来，“囊萤夜读”是有另一个正面版本的。史载东晋车胤自幼好学，因出身寒素，常无钱买油点灯，故才于夏夜里捕上几十只萤火虫用来读书照明。他积学砥行，才干过人，终成一代名臣。而《梅花草堂笔谈》里的“读书人”，连车胤的皮毛都没学到，便以“囊萤夜读”的形象充自己的门面，只为捞取那些虚无缥缈的名声。行笔至此，倒有些可怜起萤火虫来，因为成年的萤火虫平均只有5天的寿命，本是一群生命短暂、散发光明的精灵，竟生生被活捉去，充当某些读书人的“演出道具”。

　　再说一则《笑林广记》中的故事，篇名为“书低”，内容和“枕书”有关。我倒是有过枕书而眠的经历的，那是前几年在书房里熬夜写稿，倦意袭来时却怕吵醒卧室熟睡的妻女。后来在书房里安置了一张折叠钢丝小床。至于枕头，书房里最不缺的就是书，垒几本即可。

　　再看《笑林广记》中的故事：有一位书生，以自修的名义向某寺租借僧舍，寺方以为他只为闭门读书而允之。但书生每天上午都出外游玩，午时方回。某日回寺后即对仆人嚷嚷着“拿书来”，仆人心想他总算要读书了，便郑重其事地为他取来《昭明文选》，书生瞥了一眼，口吐一字“低”；仆人续取《汉书》过来，书生瞄了瞄又说“低”；最后仆人捧来更厚的《史记》，书生还说“低”。当家和尚听说后颇为纳闷，忍不住对书生道：这三种书你若只精通一种，便可成为饱学之士了，怎么能说它们都低呢？书生的回答，差点没让和尚背过气去：我想睡个午觉，让你们拿书来只想做枕头用，但书都“低”了些。

　　看来“错会”其意了，人家在外面耍累了，回僧舍不过是想以书代枕睡个觉而已，仆人却以为这是他要读书的信号，还尽拿“大部头”往里送。可在书生眼里，《史记》也好，《汉书》也罢，只有拿来当枕头用的价值。

　　众所周知，古人是很重视经典著作的遗存的，如把字写在丝绸上，称为帛书。《隋书·经籍志》记载，晋初荀勖领秘书监主持缮抄内府藏书，盛于缥囊（一种淡青色的丝绸制成的书囊）之中。对于重要的典籍，往往不惜工本，“书用湘素”。试想，如果书生一开始便说明用意，仆人是断然不会取名著当枕头的。想起《淮南子》中有“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矣”的话来。《笑林广记》提供的当然是笑料，但暗笑之余，不免产生一个“冷思考”：成年人的读书需求，属于一种自发需求，若无内生动力和读书的兴趣，即便坐拥书海，学识也不能长一分。读书固为求知的最佳门径，但静不下心来，便不能入门；不入门，怎会有深入探究、明体达用的可能？故而我总认同那句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求知欲是摸索中唯一的指路明灯。

　　“囊萤”和“枕书”的故事，前者系“不真读书”，后者系“真不读书”，皆属古代主流读书生态之外的小插曲，可充茶余饭后的笑谈，亦足引人深思。读书本为充实知识库存，学以致用，不说什么韦编三绝，即便作为一种消遣，大都也开卷有益。至于读书的态度，因人而异，但我更倾向于“知（读）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于读书之人，一卷在手，便似心游穹厚之倪，目及晏旷之际，可搜觅百代，思接千载，神交古人。如傅山所言：故能读书人，亦当如行脚阇黎，瓶钵团杖，寻山问水，既坚筋骨，亦畅心眼。倘如此读书，同时注重从游历和实际中获取知识，又何尝不是人生在世的清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