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

　　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愿将此生长报国》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集，共收录5位作者的5篇作品。该书聚焦获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的院士群体，展现他们的人生经历、事业成就、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读此书，仿佛上了一堂又一堂带有科普性质的“专业课”、蕴含哲理意味的“人生课”、具有引领作用的“思政课”。

　　书中的5位院士，分别是植物病理学专家朱有勇、雷达专家刘永坦、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炼油工程技术专家陈俊武和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从身份看，5位传主是“时代楷模”，是院士，这是“形”的部分。而他们情之所牵，心中所向，都浓缩在书名的“报国”二字上，这是“神”的范畴，是人物形象的本质属性。也可以说，他们都在创造着、实践着“科学家精神”。

　　全书厚植家国情怀。5位主人公都是在“时”与“势”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自觉将人生目标和生命追求，与民族、国家、时代紧密关联起来。比如，刘永坦出生于1936年，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时。他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轰炸声中成长的。所见所闻所感，让他立下“做一个有担当的中国人”的誓言。卢永根1930年出生于香港，逃难中的饥饿感坚定了他日后投身农业、扑向大地的决心。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强大而深沉的信念感，以果敢和不屈直面困难、迎接风浪，又能甘坐冷板凳、潜心研究，力求“知行合一”，不断锤炼“择一事终一生”的专注品格。

　　知人论世是该书的一大写作特点，几位作者有意或无意突出“父亲”角色，强调“血缘”和“地缘”对一个人成长成才的重要影响。陈俊武学习英语碰到困难，失声痛哭不肯上学，父亲递来一条毛巾，让他擦干眼泪，进而严肃告诫说：“人生就是要遇到无数难题，害怕退缩必将一事无成。”“赤脚少年”朱有勇下地干活，看到父亲辛勤劳作却时常遇到作物歉收，遂有了长大给土豆“治病”的念头。卢永根的父亲将“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的家训赠送给孩子。刘永坦的父亲跟他有一次正式谈话，沉痛诉说当时国家正在蒙受的劫难，期待他能“为国家干点正事”。彭士禄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之子，他4岁时，父亲英勇就义。但在彭士禄的成长经历中，父亲始终是不在场的在场。彭湃写下的“愿消天下苍生苦”的诗句，时常在彭士禄心中激荡。5位传主在父亲注视和期许的“目光”下长大成人，他们后来也成为父亲，接过赓续优良家风的接力棒。从美学象征上说，“父亲”是传统的象征，也是力量的象征。鲁迅先生1919年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声“诘问”响彻百余年，时时引发世人思考。《愿将此生长报国》以传记形式，不经意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

　　《愿将此生长报国》书写了“一类人”，突出了科学家的“共性”，同时也呈现出他们丰富而饱满的“个性”。几位作者不约而同从传主名字入手，来捕捉他们的个性。朱有勇在开拓事业的道路上“有勇”的一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卢永根名字里的“根”，关联他与祖国的土地紧紧相连。写彭士禄则通过对照的写法展现出“科学大师”和“邻家大爷”在一个人身上如何“和谐共存”。

　　“共性”和“个性”的交融，使《愿将此生长报国》成为一本了解科学家精神与情感世界的书，它也是一本有价值、有风格、有营养的书。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