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42年前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正用我妈用了一辈子的大瓦盆洗衣服，从收音机播放的新闻听到这样一条消息，天津一家副食店的会计孙淑云一家三代十二口人住在一间13平方米的房子里，她如何调理三代人的关系，两次让房给别人家。

　　我听后很感动，因为那时我也住着同样简陋拥挤的房子，“兔死狐悲”的感情涌出，当即放下手中洗的衣服，赶到火车站，买张火车票，到了天津。

　　当天晚上，我找到了孙淑云。她家住在靠近海河边的一座大杂院里，是当年长源盐商杨家大院的后花园。岁月变迁，花木繁茂的后花园早已变成了杂乱无章的大杂院。孙淑云家那间13平方米的小房，是后花园里一个八角凉亭改造成的。

　　对于我突然的造访，孙淑云显得有些激动，那样信任地把我迎进了屋。看着眼前窄小拥挤的房间，我想象着这家人柴米油盐中的波澜、苦辣酸甜里的人性与人情。两个孩子正挤坐在一把椅子上，趴在饭桌上写作业。她非得让孩子把家中这把唯一的椅子让给我坐，又给我冲了杯当时正热门的麦乳精……这一切那么亲切，又那么令人心酸。

　　一连几天采访，我了解到，艰辛的住房问题背后还蕴藏着孙淑云内心深处的隐痛。因为出身资本家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是她心头永远难以拔出的一根刺。后来她经人介绍，嫁给了煤建厂的一个工人，才住进这样与她以往生活场景完全不同的小屋，接触了出身、文化、生活背景和自己不尽相同的人。在纷至沓来琐碎搅心的适应与不适应的日复一日里，她内心的隐痛，无法对任何人诉说，只能藏在自己的心里，时不时蛇吐信子一样，咬噬着睡不着的夜晚。这样的隐痛，折射出的是沉重的历史对于渺小个人无形的挤压。而这样的住房问题，因历史背景的介入而更显厚重。

　　那时候，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没有任何采访的证件或介绍信，就贸然闯进她家，只是向她简单说明来意，她就那样信任我，一连几天对我讲了那么多。我几次望着她，目光又不敢停留太久，因为她那清秀的脸，表面看来温和，其实沉淀着深沉隐忍的云翳。我有些走神，想象着她年轻时的模样，她第一次走进这间小屋的情景……

　　我最后一次到孙淑云家，是问她要几张照片。我将她和房子之间的故事，写成报告文学《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寄给了上海《文汇月刊》杂志的编辑罗达成。他是报告文学的行家，对我一直厚爱有加，看完文章，决定立刻在下一期杂志上刊发，并心急火燎打给我一封电报，要我赶紧去天津找孙淑云要相关的照片，与文章一起刊用。我便兵听将令草听风一般，给孙淑云打了一个电话，当天晚上就赶到天津。

　　她事先已经找好照片。我希望能有一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她摇摇头，对我说没有那时的照片了。说完这话之后，她望着我，我也望着她，彼此愣了一会儿，都没说话。我想，她大约是不愿意触动青春往事。她送我走出家门，大院里人声喧哗，夜空那样地明亮，近在咫尺的海河，平缓无声地流淌。

　　那一年，我35岁，孙淑云大姐41岁。

　　我到她家采访结束后，决心立刻写下这篇报告文学，便在天津住了下来，想趁热打铁写好文章后再回北京。我爱人大学毕业分配在天津工作，那时住在河东区一间窄小的库房里。白天工人上班，这里喧嚣一片，和孙淑云家一样拥挤和嘈杂。我没头苍蝇一样四下寻找，有没有一个稍微安静的地方可以写作？那天，在狮子林桥北岸中山路上，我看见了河北区文化馆，这是一座简陋的旧式小楼，阅览室在二楼，房间不大，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赶到文化馆大门前，等开门后，第一个冲上二楼的阅览室，抢到最里面紧靠窗子的一个安静座位，开始写作，除了下楼买了烧饼当中饭，一直写到黄昏文化馆关门时。一万字的文章写完了，速度快得让我自己也感到惊讶。

　　记得很清楚，坐在我旁边的是位年轻姑娘，她穿件米黄色的开司米高领线衣，青春气息和窗外回黄转绿的春意那样吻合。我瞥了几眼，她似乎是在做数学题，桌上有三角板和圆规，心想她大概是在准备快要到来的高考吧。我们几乎是一起离开阅览室的，她走在我的前面，走下木楼梯的时候，她忽然跑了几步，欢快的脚步像踩着乐点儿似的，在楼梯上响起清脆的响声。一眨眼的工夫，看不见人影了。不知下面是有人在等她，还是有什么事情在等待着她发生？

　　那一刻，我蓦然想起了孙淑云大姐。20多年前，她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吧？也会为考大学而做着准备，而跃跃欲试吧？

　　走下那颤悠悠的木楼梯，出文化馆，我走到不远处的狮子林桥，桥下流淌着海河水。往南面望去，偏东一点，就是孙淑云的家，那间13平方米的小屋，虽然看不见，却依稀浮动在那一片蒙蒙的晚雾中，如同一块礁石一样突兀在苍茫的夜色中……

　　岁月如流，人生如寄，眨眼42年过去了。我多年未去天津了。前些日子到天津，过海河，特意到东北角，望着眼前全新的景物，想起当年写的那篇《海河边的一间小屋》。

　　42年过去了，当年的八角小亭翻盖的小屋早已消失了，平地上盖起了高楼大厦。只是狮子林桥还在，海河依旧缓缓流淌。

　　算一算，今年，我77岁。孙淑云大姐83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