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文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不仅如此，还是一切生物的生存之所。在地球的生命系统中，动物的存在尤为重要，阅读《伟大的共存：改变人类历史的8个动物伙伴》，这部动物视角的全球史，让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认识动物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伟大的共存：改变人类历史的 8个动物伙伴》 布莱恩·费根 著 刘诗军 译 中信出版社

　　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布莱恩·费根撰写的这部书，综合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气候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叙事，展现了一幅“人类驯化动物，动物又改变人类”的宏大历史画卷，疾呼善待这些人类历史的朋友，人类与动物和谐共处。因为，若没有它们，人类文明是不完整的。

　　人类文明历史的书写，长期聚焦“人”本身。自从乔治·布封（1707—1788）写作《自然史》开始，历史就不再只是人类的历史。《伟大的共存：改变人类历史的8个动物伙伴》正是继承了这种自然史的精神，将人类最为熟悉的8种被驯化的动物——狗、马、牛、驴、猪、驼、山羊、绵羊，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加以审视，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独特的阅读体验。

　　狗是人类驯化的第一种动物，也是人类狩猎采集时代的产物。当时，面对冰河期的结束、全球急剧变暖所带来的挑战，人在狩猎过程中与狼有了更多关联。至于狼是如何变成狗的，这是一个复杂的生物进化问题，人们围绕具体的发源地和时间众说纷纭。

　　在农业社会，山羊、绵羊、猪为人类提供了稳定的肉食来源，这样的社会比狩猎社会更加安全、更加可预期，这3种不同的动物，也成为人类的财富源泉。现在还不清楚家养的与野生的山羊和绵羊的明确分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这一定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很可能是在公元前9000年前后，随着羊群规模的扩大而终成定局。

　　在汉字中，屋里养猪为“家”，由此可见，猪对农业定居者的重要性。而山羊和绵羊也支撑了游牧社会的生存，牧民在大多数时候依靠羊奶和羊毛生存，并不轻易地宰杀羊，因此羊群也是财富的象征。财产权和继承权随之出现，拥有动物的多寡成了财富的象征和社会地位的标志。

　　牛的驯化非常早，它不仅是农业经济的引擎，没有它，农耕文明将无法发展，还是权力的象征和重要的祭品，在政治生活中起着特殊作用。对牛的驯化体现了人类伟大的创新能力。用本书中的话来讲，“驯化是一个共生的过程，是动物和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牛被人类驯化之后，很快就成为人们可以积累的财富，以及向外炫耀的家产。

　　在世界很多地方，牛等同于“行走的财富”。牛也是精神寄托的象征。如非洲古老的努尔人部落，人们把牛奉为神灵，牛群在这里悠闲自在，努尔人对牛关怀备至，为牛生火驱蚊，为牛不停地迁徙，为牛制作饰品，以保护它们免遭攻击。他们甚至用牛的形态和颜色，为自己取名。有人感叹：“努尔人是牛身上的寄生虫。”

　　如果说牛是农业发展的引擎，那么驴和骆驼堪称“皮卡车”，驴奔走在丝绸之路和欧亚非三洲的其他商路上，运输商品，传播文化，默默地开启了早期全球化。在传统农业社会，陆路运输极其困难，每头驴大约可以载重75公斤，每天行进大约25公里，由数十头驴组成的毛驴商队，相当于陆地上的海洋船队。在古代，当马和骆驼没有成为人们旅行的交通工具之前，东地中海地区的人都骑驴出行，大马士革之所以在古代就繁荣，是因为城市处在毛驴商队战略路线的十字路口。驴这种动物特别能吃苦，饲养成本低，易于训练，跟随人们劳作的历史长达5000年，也许还更长。它们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有能力穿越全球干旱的区域，开启了世界上最早的国际贸易。

　　在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中，如果说毛驴是吃苦耐劳的模范，那么马从出场的那一天，就一直处于“高光时刻”。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战马甚至成为征服世界的决定性力量。古代中国，马在军事和贸易中都发挥着特别的作用。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横扫中原，让中原王朝经常被动挨打；而中国历代王朝，都有丝绸和茶叶换马的传统。

　　马不但在古代社会极为重要，即便是工业革命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蒸汽机驱动机器，而驱动蒸汽机的是煤，煤炭则靠马运输。

　　公元前3000年左右，身躯高大的野骆驼，逐渐被人类驯化。从此之后，骆驼成为干旱地区运输的主要力量，被誉为“沙漠之舟”。骆驼能够驮载的重量是牛的2倍，并能以2倍于牛的速度行走远得多的路程。骆驼的速度比驴快，哪怕不用喝水，也能在酷热的环境下行走很远的距离。骆驼的一系列生理适应能力，使它们不用喝水也能长时间地生存。如今，尽管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主导了长途运输，但是沙漠深处，骆驼运输依旧不可或缺。

　　被人类驯化的狗、马、牛、驴、猪、驼、山羊、绵羊这8种动物，无声地影响着文明发展的进程。《伟大的共存：改变人类历史的8个动物伙伴》一书，对动物之于历史文明的作用和贡献，进行探索性书写，令人耳目一新，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宽度与厚度。

　　（作者为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