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章灿

　　南京号称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人文荟萃，历史积淀极为丰厚。这个城市从来不缺少故事，也许它所缺少的，是像薛冰这样博雅的讲述人。陈陈相因的讲述，容易让人昏昏欲睡；而别出心裁的叙说，就会引人兴味盎然。讲述人是否博雅多览，是其中的关键。岁在甲辰，新春伊始，捧读薛冰新著《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我顿生兴味盎然之感。

　　这本书从南京新发现的长干古城写起，这是一个崭新的话题，着实吸引人。2023年12月19日，很多媒体发布了这样一条新闻：在对中华门外西街地块进行长达数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础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于当日召开了“长干古城——南京西街遗址重要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会上，权威专家一致认定，在西街发现的“越台环壕聚落”应该定名为“长干古城”，始建于3100年前的商、周时期。此前，人们一般认为，南京建城史始于周元王四年（前472年）越王勾践在长干里所筑的越城，距今2500年。而这次最新考古发现确认，越城其实是在长干古城的基础之上筑成的。这意味着，南京建城史被一举提前了600年。毫无疑问，这是南京城市史研究的重大突破，消息传开，南京人奔走相告，长干古城也成功“出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薛冰新书应合了这次考古新发现的节奏，适时推出，得天时，占地利，相得益彰。

　　西街遗址的考古发掘，揭示了长干古城的存在及其与越城的先后关系，更为难得的是，考古学家在这里还有重要的发现：在古称“越台”亦即越城的这块台地之下，垂直层累着九个地层，从商末周初、春秋战国、六朝直到明、清、近现代，绵延3000余年，都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印记。地层埋藏越深，文物年代越久远。各个地层中发现的文物及其遗址，好比时间之海的遗珠，可以串连起南京城3000多年的历史。这个发现背后的潜台词是：南京城市史和人文史有必要重写了。事实上，薛冰这部新书已经结合既有的与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从北阴阳营文化、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到长干古城和越城，为南京人文史的滥觞梳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在书中，薛冰还提出这样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设计方案：“倘若能在未来的越城遗址公园中，设计一座城市史博物馆，将南京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系统、准确、全面、形象地呈现出来，无疑会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景观。”他对越城遗址的情有独钟跃然纸上。

　　说是开门见山也好，说是先声夺人也好，总之，长干古城在本书中的位置十分突出。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就是“长干古城：千古之谜”，这样的布局与标题，足见薛冰对它的高度重视。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讲述长干古城的故事。长干古城虽然年代久远，却不见于传世文献载录，只能依靠考古发掘的文物证据。而在长干古城基础上建起的越城，则有传世文献作为见证。越城俗称“越台”，因是越人所建、且建于一块台地之上而得名；相传它是辅佐勾践灭吴的越国谋士范蠡所筑，所以又名“范蠡城”。这两个地名已见于《建康实录》和《景定建康志》，这是南京现存最古老、最完整也是最重要的两部地方文献。从这两部书中可以看出，直到六朝时期，越城依然是南京城攻守的重要军事据点，此地战事不断，兵家必夺。这一方面的传世文献记载，如今终于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明，身临其地者，便平添了几许亲切感。

　　早在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就提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需要用“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验证。所谓“纸上之材料”，主要是指传世的各类纸质文献；所谓“地下之新材料”，既包括出土文献，也包括出土文物。薛冰新书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自觉运用了“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新知，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本书的史料，开阔了作者的视野，也激活了读者的联想和思考，这使薛冰所讲述的南京人文故事既有个性，又有可读性。例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从“越王勾践的雄图霸略”写起。南京号称2500年建城史，就是从越城算起的。但是，大多数南京史志都只是简单记载越城的建造年代、位置和周长，很少涉及越国建城的具体目的，好像修筑越城只是越军的一个偶然行为，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不深究其背后实际隐藏着越王勾践的雄图霸略。《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引《金陵故事》，说到越国“欲图伯（霸）中国，立城于金陵，以强威势”，却是语焉不详，没有具体展开。薛冰根据南京处于“吴头楚尾”的地理位置特点，结合马王堆帛书《缪和》《韩非子·说林》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文献材料，论证“越城的功能，正是作为防范楚国的一个前沿阵地，其战略意义在于及时掌握楚军的动向”，眼光开阔，很有见地。

　　3100年的南京人文史上有很多有趣的话题，也有许多待破解之谜。周泰伯奔吴的故事是否可靠、金陵王气的传说内涵何在、莫愁湖名称的来历如何，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话题故事性很强，经过数百年甚至2000多年的辗转相传，难免掺杂后人的增饰和想象，真真假假，费人猜详。要重新审视这些古老的话题，也有必要将“地下之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结合。例如，广为流传的“泰伯奔吴”的传说，非但是吴文化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也与南京人文史有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这一传说的可信度，已经有过很多讨论。薛冰新书不仅将这一传说作为南京史和吴文化史的重要问题来考察，更将其置于整个中国上古史的背景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间所使用的“二重证据”，无论是地下材料还是纸上材料，都颇为可观。

　　在材料搜集与使用方面，薛冰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方面，他是博览群书的学者，又是著名藏书家。他对文学、历史、版本学与印刷术、艺术史、佛教史、建筑、园林、饮食、钱币学与经济史、教育与科举史、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厚兴趣，涉猎甚广。他的图书收藏面也很广，尤其注意收集有关南京学研究的文献材料，数十年下来，积累的数量极为可观，可谓汗牛充栋。在此基础上，厚积薄发，融会贯通，这是学者薛冰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薛冰定居南京70余年，喜欢城市行走，南京的大街小巷、山山水水、考古遗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熟悉不同时期的南京城市空间状态，能够将南京人文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较妥帖地还原到相应的空间中去，而非天马行空地随意挥洒”。这是作家薛冰的独特优势。

　　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不仅定位了薛冰，也定位了薛冰这本新书的写作。薛冰对《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一书的定位，“是一种学术普及著作，意图在艰深的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中间充当一座桥梁”。因此，他“希望能以尽可能严谨的方式研究，以尽可能平易的文字表述，所以在行文上采用散文笔法，深入浅出，减少大众读者的阅读障碍”。换句话说，他追求的是严谨性与趣味性的统一。如果说，二重证据法和多种史料的使用主要体现的是学者薛冰严谨性的一面，那么，他的章节标目和行文风格，则主要体现的是作家薛冰趣味性的一面。

　　从长干古城到民国建立，南京人文史3100年，被薛冰安排于17章的叙述框架之中。不妨先来看看本书前五章的题目。第一章是“从先吴文化说起”，第二章是“南方三国演义”，第三章是“秣陵：王气之谜”，第四章“东吴：古都初建业”，第五章是“建康风云”。相信读者只要翻到这个目录，就会被其吸引住，就会饶有兴趣地细读下去。南京既然号称六朝古都，那么，对六朝时代的南京人文史的叙述，显然应该是书中的重头戏。薛冰在这一方面用功甚深，20多年前就出版有《家住六朝烟水间》，书中对六朝故事的讲述十分引人入胜。新出炉的这部《南京人文史》，书名中特别标榜“烟水气”和“帝王州”，这是两个具有浓厚六朝意味的主题词，可见作者对于六朝的惦念从未减少。

　　第五章“建康风云”，可以说是本书中最为六朝的一章。只要浏览一下本章各节以及小节的题目，就可以想见作者设计叙述的用心：第一节“王与马，共天下”，共有六小节：门阀士族与皇权、笼络江东士族、君相之争、王庾之争、皇太后褚蒜子、谢氏继起；第二节“皇帝轮流做”，亦有六小节：桓玄篡夺、刘裕代晋、禅让前史、齐梁相继、侯景之乱、梁武帝的不肖子；第三节“胭脂井”，共有四小节：陈宫风波、平民女儿张丽华、陈叔宝的悲喜剧、南朝的尾声；第四节“金陵王气”，细分为四小节：东吴尚无王气之说、西晋的王者气、“五百年后”天子气、黄旗紫盖；第五节“三朝元老与九品中正”，包含四小节：三朝元老、九品官人法、高门与寒士、梁武帝改革官制；第六节“立号都建康”，包含三小节：晋成帝营建苑城、军垒环卫、城市比王朝更长久。可以看出，这些节和小节并不是以编年序列来安排的，而是按照主题线索来安排，大小题目都有相当强的故事性。薛冰说，贯穿全书的有王气隐显、文脉绵延、商贸集散和佳丽沉浮等四条主线，具体到各章，其贯穿的主线又有所不同，很明显，贯穿第四章的是“王气隐显”和“佳丽沉浮”这两条主线。

　　在网络空间，特别是在爱书人的圈子里，“金陵薛冰”的大名早已传扬遐迩。大凡关心南京文史的人，无论少长，都知道薛冰是讲述南京故事的资深老手和一等高手。每逢薛冰有新作推出，人们无不争先恐后地购读之，谈论之。年逾古稀的薛冰为我们捧出这部长达70万字的新著，我有幸在第一时间拜读最新“出炉”的这部薛冰作品，掩卷之际，禁不住合十赞叹：薛老师真是宝刀未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