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

　　新时代以来，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山乡巨变，堪称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一个历史性奇迹，矗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作为中国作家，我们有责任为这座丰碑“添砖加瓦”。作家的写作是手艺活儿，更是心意活儿，不是别人要我们写，而是我们按捺不住自己心潮澎湃的激情，自己要写。我写《花灯调》就是这样，不写就寝食难安，觉得对不起一个作家的使命和良心。

　　刘庆邦（左）与《花灯调》主人公向家明原型谢佳清 作者供图

　　我1967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在生产队里当了3年挣工分的农民。1970年，我19岁，离开农村到煤矿，当上了一名矿工。1978年，我又从煤矿调到北京。虽说离开了农村，我几乎每年都回老家。母亲在世时，我回老家看望母亲。母亲在2003年去世后，因为大姐、二姐还在老家，我仍然每年都回去。一年回去两次，清明节一次，农历十月初一后一次。我虽然成了一个游子，但我的根还在农村，还和老家保持着骨肉相连的紧密关系，对农村过去和现在的变化也相对熟悉。在生产队时期，因为粮食产量低，交公粮多，分给社员的粮食很少，各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在穿衣方面，几乎人人穿的都是打补丁的衣服。更有甚者，打发闺女出嫁时，竟连一条新裤子都做不起，只能向别人暂借一条裤子给闺女穿。1975年夏季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水，一天一夜之间把我的老家淹得房倒屋塌，变成一片泽国。我回老家看望母亲，母亲逃水灾跑到别处去了，村子里已渺无人烟，仿佛又回到了远古的鱼龙时代。

　　改革开放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脱贫攻坚战之后，农民积累起一定的财富，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大地换了新颜。还拿我们村来说，差不多家家都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楼房，我堂弟家盖到了4层。我们村的名字叫刘楼，一个“楼”字，代表着祖祖辈辈对居高条件的向往，代表着一个梦想。只有到了这个时代，才终于梦想成真，刘楼村才名副其实。穿衣早已不成问题，不论大人孩子，每个人的衣服都是单摞单，棉摞棉。吃饭的事更不用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白馍。现如今呢，每天吃的都是白面馍，想吃几个就吃几个。乡亲们感叹：我哩个乖乖吔，现在不是天天都在过年嘛！我大姐家、二姐家，还有二姐的大儿子家，都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他们都脱离了贫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这些都是我亲见亲闻的事实。我为这些事实所感动、所启发，很想写一部表现农村巨大变化的长篇小说，以见证时代奇迹，真诚地表达一个作家的理想和信仰。我大姐、二姐也对我说：你写过不少农村的事儿了，写的都是过去的事儿，现在的农村跟过去的农村不一样了，你写写现在的事儿呗。我说：我是想写，但写起来不容易，能不能写成很难说。

　　我的意思是，虽说有了写农村变化的态度和愿望，但不一定能落实到纸面上，变成一部长篇小说。写一部长篇需要扎扎实实的生活和大块大块的素材，而我每年回老家并没有长时间住下来，对农村的脱贫攻坚过程还不算熟稔。更重要的是，如何塑造好人物形象，是个难题。打个比方，主要人物是一部小说的纲，纲举才能目张。主要人物又好比是一棵树的骨干，只有骨干立起来了，才撑得起满树繁花。如果只是用小说图解政策，记录过程；只见物，不见人；只见客观，没有主观；只见变化，不倾注情感，不讲究细节、语言和艺术，那怎么写得出好小说？我知道，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奋斗在脱贫攻坚主战场。我想，最好是能找到一位驻村第一书记，以他或她为主要人物，这样方能把素材集中起来，统率起来。当我有幸遇到贵州遵义山区一位女性驻村第一书记时，心里一亮！好了，众里寻她千百度，她获得过“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不正是我要找的人吗？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人物对小说的启动作用是决定性的，没有这个人物，就没有《花灯调》。

　　我所写的这个山村的原型，曾是贵州省的深度贫困村之一。我在这个村住了10多天，对该村的情况进行了了解。我得知，截至2015年，全村近5000人口，年人均纯收入才876元。山里往山外不通公路，连简单的沙石路都没有，只有一些乱石嶙峋的山间羊肠小道。整个山村几乎长期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被人们称为“高山孤岛”，村里不少老人和孩子连汽车都没见过。村民养肥一头大猪，需请8个青壮男人分两班轮流抬，才能抬到山外卖掉。他们“刀耕火种”般种出来的蔬菜和水果，吃不完的因无处可卖，只能眼看着白白烂掉。村民要盖房，一些从山外购买的建筑材料，还得使用马匹驮运。常常是房子还没盖成，先把马累趴下了。除了不通路，村里还不通自来水，不通网络，不通高压电。村里有的小伙子外出打工谈了对象，女孩回来生下孩子后，实在不能忍受山村的极度贫困，就扔下孩子跑掉了。类似的情况不止一个，该村出现了十几个失去妈妈的留守儿童，让人痛心疾首。

　　2016年春天，遵义市纪委监委选派一位优秀女检察官，到这个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脱贫。在女书记的带领下，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全体村民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交通、水利、电力、通讯，到教育、卫生、文化，各方面的条件都实现了巨大飞跃，堪称全国山乡巨变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到2019年，全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2万元。不少人家扒掉旧房，盖起别墅式的新楼房。春节期间，在全村院坝上停放的小轿车就有100多辆。“梧桐树”引来了“金凤凰”，村里的小伙子不愁找不到对象了。村民们把这些变化编成花灯调的唱词，广泛传唱，这也成了我小说名字的由来。

　　写《花灯调》之初，我就明确目标，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第一书记向家明的形象塑造成一个时代新人形象。可实话实说，我对何为时代新人并不很明确，不知道有哪些新特质。正是在与向家明原型的接触中，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探索中，我逐渐发现并认识到时代新人的特质，那就是，他们有坚定的信仰、不变的初心，有新的思想、新的担当、新的作为、新的创造、新的奉献。拿向家明来说，为了争取扶贫项目，为了说服村民参与修路，为了感激家人的支持，她多次失声痛哭，这是多么深厚的为民情怀。她身体患病，却瞒着领导、亲人、村民，坚持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和奉献精神。她曾3次差点把生命丢在山村，可谓九死一生，这又需要多么忘我的牺牲精神。新时代的新人形象不是一个概念，是通过具体行动在向家明身上完美体现出来的。

　　当然，向家明不是那种“高大全”式的人物，她也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她也想得到职务上的升迁，也想多挣工资。遇到不开心的事，她也跟丈夫使小性子。这些局限不但不会削弱向家明时代新人的形象，反而使其形象更真实、更立体，也更光彩照人。

　　除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在《花灯调》中，我还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像区委书记、镇委书记，还有高远村的老支书、村委会主任以及周志刚、刘丽、任欢欢等人物，我希望读者能从小说中读出他们的个性。我希望用这些人物群像，定格下时代的发展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