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心　　

　　今年春节伊始，上海芭蕾舞团特别邀约作家茹志鹃的女儿、同为作家的王安忆执笔，为芭蕾舞剧《百合花》担任编剧。母女两代作家隔空“牵手”，成就一段文坛佳话。

　　“人自然要在某一个地方生活，我个人觉得我的写作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很辩证的关系。”王安忆说，沪上的清雅就是杂在这俗世里面，沸反盈天的，老庄也好，魏晋也罢，到此全作了话本传奇。

　　她就在这热闹繁华咫尺之遥的所在，安守宁静寂寞。她说，最理想的状态便是“让我一个人静下心来慢慢写”。

　　1.不是让别人觉得好看，而是自己也有阅读乐趣

　　上世纪50年代，王安忆出生于文学之家，母亲是著名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导演王啸平。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热爱文学对王安忆来说并非偶然。

　　然而，母亲茹志鹃对王安忆不但从来不称赞，反而是挑剔的。在王安忆的印象中，自己小时候很叛逆，很早就脱离母亲的管辖。直到很多年以后，她才知道，自己从母亲那里其实吸收了很多营养。

　　《百合花》1958年发表在《延河》上

　　1977年，王安忆写了一篇小说《平原上》，母亲把作品推荐到《河北文艺》上发表，作家贾大山看到王安忆的小说，称赞说，将来她会写出来。他的话对王安忆鼓励很大。

　　1980年，由《少年文艺》推荐，王安忆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半年时间，写下一系列小说，后集册为《雨，沙沙沙》，在《北京文艺》上发表，王安忆自此成名。 1983年，王安忆和母亲茹志鹃一同到美国参加国际笔会，回来后发表了《小鲍庄》，成为1985年轰轰烈烈的“寻根”文学思潮的重要收获。

　　不循规蹈矩，不按部就班，王安忆的创作特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显现出来。她写过包括《流水三十章》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其写作也和潮流有关：写《小鲍庄》时，她被归到“寻根”文学；写《长恨歌》时，又被归到海派。其实本质上，她一贯保持自我的风格，题材无外乎两类：一类是上海，一类是农村。

　　那个时代，每个爱写作的年轻人都免不了受到各种创作流派的冲击。王安忆没在弯路上走太远，因为她很快便发现这不适合自己，当然也不妨碍她时不时尝试一下，《众声喧哗》就是小的尝试，脱离了写实主义对小说的规定。《遍地枭雄》《伤心太平洋》是和写实保持距离——没有从头到尾的故事，不是因果式地联系紧密，有潜在的紧张度，整体看来却很涣散。

　　回顾年轻时的创作，王安忆曾坦言自己“喜欢背叛，不怕失败，很勇敢”。一开始她觉得故事是一种束缚，想把前人的规矩破掉，而越往后写，越发现自己的观念越来越合乎、服从前人小说的规定，对故事的要求也越高了。关键不是让别人觉得好看，而是自己也有阅读的乐趣。

　　2.颠覆容易继承难，需要长时间的积淀

　　每次见到王安忆，总见她头发挽在脑后，清清爽爽的样子。她不苟言笑，似乎不太容易亲近，可在熟悉她的人眼里，王安忆坦率真实又无比细腻体贴——她亲手织好送给史铁生的毛衣，史铁生去世后，妻子陈希米一直珍存着；作家陈世旭要买藤椅，她跑到家具店亲手一笔笔画下样品（店内不允许拍照）寄给他。30多年前，她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前身）学习，遇到不会写的字了，转过身问陈世旭，“‘兔崽子’的‘崽’怎么写？”越过几排桌椅，远处的莫伸（作家）插嘴道：“安忆也要用这样粗鲁的字吗？”可见她平素在大家眼里的贤淑模样。

　　念及王安忆，笔者会想起她在长篇小说《长恨歌》开篇所写：“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是有一些优美的，它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

　　《长恨歌》的创作，缘起于一段流言——一个选美小姐出身的女人，死于非命。 20世纪40年代末期，出身上海弄堂的女中学生王琦瑶偶然地被选为“上海小姐”，由此展开了她充满传奇与变数的人生。开篇以近两万字的篇幅描摹上海的弄堂，并由此延伸开去，将时代的沧桑变幻同个人命运密切关联。小说在对人物内心深度开掘的同时，将上海日常生活中的美感与温情呈现在读者面前。

　　初写《长恨歌》，王安忆只是被王琦瑶的故事所吸引，没想到发表后，不但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也成了她所有小说中最具有改编缘的作品，屡屡被拍成影视剧。“写《长恨歌》时，我已经开始注重叙述的趣味性，至少想要这么做。”王安忆透露，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还年轻，也喜欢实验性的写作，“有点儿喜欢炫技，好像怎么样能难倒读者，成了我要完成的任务一样。”

　　2012年出版的《天香》，却像是王安忆给自己出的一道难题。书中人生活在明嘉靖年间，离她那么远，而且他们都是自己想象、无中生有的人，这让创作之初的她有些茫然。于是王安忆着眼于人物性格，她相信任何时代人物的性格都不会相差太多。书中虽然没有《红楼梦》大观园中那么多的女性人物，但她们个性鲜明，过眼难忘。《天香》问世后，好评不断，并在第四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评选中折桂。

　　如今，王安忆越来越认同，写小说就是讲故事。她很注意情节和审美的取向，若不能在戏剧性上有大的起伏，就要在细节和语言上下功夫。她坦言，年轻的时候，总想颠覆自我，总想要更勇敢的表达，后来才慢慢发现，颠覆容易继承难。前辈积累的东西瞬间便可以颠覆，继承传统却需要长时间的积淀和准备。

　　写得越多，她也越来越靠近最初写小说的动机——“为什么写小说？就是想听故事。不能说你喜欢听故事，不给别人听。”因此，在《长恨歌》之后，她摒弃了繁复的缺乏故事性的叙事，学会了甄别，学会了放弃，且变得越来越挑剔。“我觉得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很贪婪的，似乎是张开了所有的感官，每一个毛孔都在不断地吸收经验，像海绵吸水一样，把自己注得非常饱满。这一时期的写作就是把吸入的东西慢慢地释放出来，让它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我最初的写作说宣泄也好、描写也罢，其实就是在释放自己的经验。”

　　3.图案在变，针法不变

　　如果说，年轻时候的王安忆有一种表达的欲望，那么现在，成熟的王安忆在以减法收缩篇幅。

　　慢的写作追求与生活节奏，让王安忆的日子生出来些许诗意。虽然不喜欢写诗，她的文字却一向充满着清新的意韵。即使是在安徽农村，在和母亲茹志鹃的通信中，既愤怒又渺茫的王安忆，反映自己孤独无助又艰难的生活也是如此动人：“别人家屋梁上来了燕子，但我家的却没有来。”

　　很多知名且成熟的作家，愿意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划清界线。若以此区分，毫无疑问王安忆要归到前者。可是她向来不排斥对于畅销书优秀元素的吸纳，并且尤其喜欢推理小说。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意大利作家马里奥·普佐、畅销书作家阿瑟·黑利……她觉得，西方小说之所以多伟大的鸿篇巨制，是因为西方小说家发展了坚固、严密而庞大的逻辑推动力，它与宏大的思想互为表里。

　　莫言看过王安忆的《红豆生南国》之后作了一个精妙的比喻：“我看王安忆的小说经常产生联想，仿佛在观察一匹织锦或者丝绸，打开漫长的画卷，上面图案一会儿是牡丹，一会儿是凤凰，图案在变化，具体针法不变……千针万线，一丝不苟，一条跳线都没有。”

　　某种程度上，这评价可视作王安忆多年来一贯的创作态度。自1976年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算起，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已近半个世纪。作为一个享誉海内外的作家，她始终如一，以手艺人的勤奋和严谨，一字一句、一砖一石，踏踏实实构建她的小说世界。

　　她喜欢手艺人，喜欢听手艺人说话。有一次，王安忆送修家里的一件红木橱具，木器行老板一看便知是民国的物件。她问从哪里看出，对方回答说榫头，接着细数各种嵌榫的方法形制，王安忆听得入了迷。三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里的淮扬厨师，是王安忆在纽约遇见的“原型”，王安忆曾问他各菜系的特色，厨师作答：任何菜系做到最高级便无差别。

　　王安忆把他写进小说里。《一把刀，千个字》自淮扬名厨陈诚在纽约法拉盛的中年人生起笔：生于东北的冰雪之地，记忆却从因避难而被携来上海寄居的亭子间开始。他启蒙于祖辈扬州乡厨的鲜活广博，蜕变于上海淮扬系大师的口授身传，后来在纽约成为私人定制宴席的大厨……故事充满传奇，且讲故事的空间拓展到全球。

　　王安忆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从不同的层面给予读者更新鲜更深刻的感受。而《一把刀，千个字》中蕴涵的世道人心和生活哲理，不仅再次证明她情感的饱满与创造力的持久，也成功地将小人物的命运与大时代、大历史完美融合。王安忆说，一个写作者，很可能终生都在写一本书，每一本都是未完成，每一本又都是续写和补写。“接”和“续”的是生东西，却是从熟东西里长出来。“所谓‘坚持’，在我可能只是有股子韧劲，还有，思辨对我有吸引力，可能属于理趣的爱好吧。”

　　《一把刀，千个字》中，主人公陈诚精神世界的启蒙源自《红楼梦》《黄历》《易经》，王安忆的用意是“礼失求诸野”，希望她的主人公以赤子之心向传统文化汲取营养。书中，她还让陈诚游走于各地，从扬州、高邮、哈尔滨，再到旧金山、纽约，以不同地域间舌尖上的美味，开阔出一番融汇了天地与自然体悟的精妙世界。

　　4.即便虚构，也要依据现实生活的逻辑

　　多年来，王安忆被贴上所谓的“琐碎”标签，并不妥当。准确地说，是“细致”。反映在她的创作中，可以看到王安忆以学者的严谨和认真去完成小说的每个细节。在她看来，即便小说是想象，是虚构，也必须依据现实生活的逻辑。小说的细节尤其需要考据，比如《天香》中的顾绣，《考工记》里的建筑，《一把刀，千个字》中的淮扬菜。对王安忆来说，一旦发现一个好故事并决定写作，必然要研究其发生的背景，写作需要有事实的基础，她希望这基础准确而严格。

　　小说是个人的心灵世界，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因此，《天香》从嘉靖年间一路写到万历年间，她一路查找资料，给读者最信服的交代。而在《一把刀，千个字》中，选择淮扬菜厨师和王安忆个人经验有关联。从小带她长大的扬州保姆创造了家庭的食风，这一点，王安忆曾在《富萍》中有所表述。小说让舅公带了小孩子穿村走乡办宴，是她得意的一笔，因为只有这地方可以学得厨，又可见得“礼”。而小说涉及的淮扬菜，得到美食家沈嘉禄的赞赏：“《一把刀，千个字》犹如炖生敲，对素材不断地锤炼与升华，便能让读者品读出层次丰富的意蕴。又如小说中屡次提到的煮干丝，此道风味的关键之处在于厨师对豆腐干的前期处理，唯有执爨高手才能‘飘’出银针般的细丝，不粘不团，富有弹性，自成小宇宙。千丝染霜堆细缕，决非一日之功。”

　　“这部小说对我最大的挑战是这些人和事都不是我熟悉的，没有心理经验。《长恨歌》写上世纪40年代，有些人在我的成长阶段在街上看到过。《一把刀，千个字》是写我不太熟悉的事情，基本是我经验隔膜的，场域也非常陌生，东北我只去过大连和哈尔滨，淮安也是陌生的，因为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倒是对法拉盛的印象还鲜活。我唯一熟悉的是上海。写作强大的动力，是来自思想的动力。”王安忆觉得，由于材料的紧缺，还是有些局促。如果有更丰富的材料，《一把刀，千个字》可以写到三四十万字。

　　5.文学有时候也像科学，重在发现

　　“没有作家无所不能。”她坦率地说，写了几十年，仍然还会碰到困难，正因如此，才有写作的欲望。她在克服困难中找到乐趣。如果某一天没有欲望了，那么放弃写作也未尝不可。在描述自己的创作态度时，王安忆说：“写小说时好像体验另外一种人生。坐在桌子前，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我要把这个人物搞清楚，他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反应——我对这种想象的活动始终没有倦意。”

　　王安忆喜欢中国一句老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她喜欢《战争与和平》《红楼梦》那样的经典之作，也喜欢各种类型小说的推理和悬念，“我当然觉得那些作家高明，我也知道我不是他们。我知道自己的软肋，也没有太大的野心。”王安忆说，她有一些微小的但是个人的目标，就是设定不太遥远的彼岸，老老实实写自己的东西。

　　王安忆不断在写作中突破自我，《长恨歌》中的语言华丽繁复，这种华丽在《伤心太平洋》达到一种极致，王安忆将其总结为与心境有关。年轻的时候想表达的东西特别多，来不及涌出来，喜欢堆砌，背后还有一点对事情的表达和把握不够准确。她的语言真正成熟表现在《富萍》，是一种平白的、干净的语言的开始，会斟酌、寻找合适的表达。小说就是从写下第一句开始，进入一种命运。

　　多年来，王安忆一直保持纯粹而单调的生活和写作。自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授课以来，王安忆先后出版了《心灵世界》《小说课堂》《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在台湾中山大学的文学讲座》《小说六讲》等多部文学讲稿，她在课堂上坦诚分享自己的经验，将所有的文学储备倾囊而出，带领学生探寻小说与生活之间的通道，体验阅读与创作的乐趣。“文学有时候也像科学，重在发现。”很多时候，王安忆都在“发现”，在阅读中发现，在写作中发现，在课堂上启发学生发现。

　　量变到一定程度会达到质变，王安忆在发现中成熟，在发现中进步。虽然人们习惯以“突破”概括王安忆的每一部新书，她本人却更愿意用“进步”形容自己在创作里的努力：“我确实在进步，我对自己的进步是满意的。回过头去看，开始写得也很差，一路慢慢走过来，我的小说逐渐写得比以前好了。”难怪王朔打趣说：“安忆，我们就不明白，你的小说为什么一直写得那么好呢？你把大家甩得太远了，连个比翼齐飞的都没有，你不觉得孤单吗？！”

　　6.母女跨时空合作，《百合花》绽放舞台

　　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

　　今年对王安忆有着特殊的意义，她把母亲茹志鹃创作于半个多世纪前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改编成舞剧搬上舞台。

　　《百合花》最初发表在《延河》杂志上，全篇只有5000多个字，故事也很简单：1946年中秋节，打海岸的部队即将发起总攻。年轻的通讯员接到命令，送文工团女战士前往前沿救护站。救护站里，大家都在为即将打响的战斗做准备，通讯员带着借被子的任务路过新媳妇的家，想问她借那条布满百合花的新棉被却遭到拒绝。通讯员并不知道那是她新婚的嫁妆，即便文工团女战士从中调解，依然在彼此间留下心结。

　　一朝分别，再见已是生死永隔，那床还没来得及借出、布满百合花的新棉被，正轻轻覆盖在年轻通讯员身上……茹志鹃巧妙地寓之于小小的百合花，这样的立意，远远超越了口号式宣传的模式。茅盾曾评价这篇小说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

　　担任芭蕾舞剧的编剧，对王安忆来说，不啻是新挑战。“最难的就是‘借被子’这件小事，太日常、太写实了，怎么搬到舞台上？”为此，2022年10月该创作项目启动后，主创团队就前往小说里故事的发生地——江苏南通海安采风。在母亲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王安忆深切地体会到老一辈人的革命情怀，他们用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孕育了无数红色基因，留下了一段段动人心魄的记忆，而这正是《百合花》时至今日依然打动人心的原因。

　　“这么久远的一件作品居然没有被忘记，是很令人欣慰的。”王安忆回忆说，当年母亲的这部小说曾有意改编为电影，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此前的视觉化改编作品，也只有一部早年间不到一小时的学生电影作品，由当时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沈丹萍饰演“新媳妇”。此次上海芭蕾舞团的舞剧是正式的舞台作品，王安忆参考了当年的电影剧本草稿，在原著基础上进行了部分戏剧性扩充，通过美好人性和残酷战争的强烈对比，展现了战争年代别具一格的情愫，让观众感受到战争年代的人性之纯真，之美好。

　　从小说改编成芭蕾舞剧，那朵曾经打动亿万人的百合花正在今天的观众心中重新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