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作品种类繁多，有各类小说、传记、诗歌、散文、剧本等。《我的父亲母亲》（Alfred and Emily）是其封笔之作，凝结了莱辛的毕生所感，是一部虚构小说与真实传记的结合体，虚构性和自传性说明莱辛一生的身份形成过程中都在不断跨越流派的边界。在本书中，莱辛在虚构部分用独特的笔墨为他们编织了一段如意人生，父亲阿尔弗雷德和母亲埃米莉都未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两人都过着平凡却富足的生活，莱辛希望父母“能够认同我（莱辛）给予他们人生”。但虚构并非现实，莱辛在虚构故事讲述结束之后，转而用真实的笔触在传记部分记录了一战后莱辛一家的真实生活和家庭成员的悲惨遭遇，让读者切实感受到了莱辛一家所遭受的巨大心理创伤。

　　创伤一词最初源自希腊语，创伤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1996年将创伤定义为“描述的是一种由突如其来或灾难性事件引起的压倒性经历，对该事件的反应通常是延迟的、不受控制的反复出现幻觉和其他侵入性现象。”由此定义可以看出，心理创伤具有一定延后性，并对受害者影响巨大。伴随创伤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不仅会直接发生在受创者身上，而且会发生在后代的身上，这就是代际创伤（(intergenerational trauma)。代际创伤理论的提出最早来源于莫瑞•鲍恩（Murray Bowen）的家庭系统治疗理论。它所指的是，心理创伤在一代人身上发生以后，会影响到下一代，甚至影响下下代的心理现象。这些创伤会像基因遗传一样，传递到下代人、下下代人的身上，从而表现出与上辈人相类似的异常行为。也就是说在一代中表现出的家庭问题的方式对于下一代有预测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多关注《我的父亲母亲》中叙事策略、伦理学、女性主义等研究视角，从战争创伤角度切入的并不多，唐纳•希曼提出莱辛这部作品引起了人们对战争毁灭性力量的关注；张琪分析了莱辛《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战争创伤书写的三个方面：回避创伤、直面创伤和疗救创伤；李宏伟研究了莱辛对战争创伤的书写与疗愈。专门分析《我的父亲母亲》这一作品中家庭创伤的较少，而对于该作品中出现的创伤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专门论述的则更少，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我的父亲母亲》中战争创伤和家庭创伤及其代际传递问题，从莱辛父母的创伤经历中探寻莱辛的心理创伤。

　　战争创伤的代际传递

　　第一代：莱辛父母的战争创伤

　　创伤事件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是摧毁性的。不幸的经历可能对人的心灵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莱辛的父母既是一战的幸存者，也是一战的受害者，战争创伤伴随他们一生，彻底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生活和对自我的认知。

　　父亲阿尔弗雷德是一战的直接受害者。他原本是精力充沛之健康男性，在一次世界大战中重伤致残，同时亲历了战友在战场上丧命的惨状，这些严重的心理创伤让父亲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父亲一生都被战争记忆所困扰，醒着的时候，受创片段在脑海中一幕幕闪现；睡觉时，则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父亲刚刚受伤住院时，内心充满了恐惧，经常尖叫着醒过来。父亲感觉自己待在一团黑云里，被黑云仅仅包裹，心感觉像是一块冰冷的大石头。父亲严重失眠了一阵子，满脑子都是这些玩意儿：梦见老战友，为他们难过。父亲经常会梦到战壕，母亲有时候觉得，父亲的那些老战友就在屋子里，跟他在一起。父亲会说：“多好的人啊。在帕斯尚尔战役中都死了。那些家伙本来可以活得好好的。只是炮灰啊，只是那样。一提到炮灰，父亲的话就没完没了。父亲边说便流眼泪，老人的眼泪。他的眼睛睁得大大地，像个孩子。”赫尔曼认为，当创伤患者曾目睹其他人的痛苦或死亡时，负罪感会特别严重。自己运气好死里逃生，别人却倒霉难逃一劫，这样的想法会产生良心上的重担。父亲的死里逃生使得他负罪感严重，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的战友，经常设想跟战友们一起死去对他来说更好一些。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带来的创伤却很深远，父亲经常没完没了地、语无伦次地唠叨战争，战争创伤记忆侵扰其一生。

　　母亲埃米莉没有亲身参与战斗，没有看得见的伤疤，但却经历了替代性创伤。“替代性创伤”（vicarious traumatization，简称VT）是最初由麦卡恩（McCann） 和皮尔曼（Pearlman）提出的一种心理现象，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心理创伤事件本身，但因为听闻了足够多关于经历创伤人的故事和报道，超过了自身的心理和情绪的耐受极限，出现了各种心理异常现象，产生的间接创伤。母亲埃米莉是一名护士，一直在护理那些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亲眼看到一些年轻的士兵因没有床位，没有药品治疗而死去。面对生病的消逝却无能为力，“那真是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母亲内心深处承载的伤痛并不比父亲少，长年累月的伤痛对她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她处于极端焦虑的状态，惶恐不安到了极点。她展望未来，发现自己深陷泥淖，无路可逃。”替代性创伤的折磨让母亲始终在生病，她有“神经痛”、“严重的头痛”和“胸口痛”等不明原因的慢性病，这些身体的疼痛正是长期的心理创伤所致，战争从内部毁了她。

　　第二代：莱辛的战争创伤

　　莱辛出生于一战结束之后，并未亲历过战争，但战争创伤却深深影响了她，她曾在自传中提到是战争生育了她，“创伤反应的传递可以经过几代人。家庭关系和幸存者的后代都会深深地受到他们父母极度痛苦的经历所影响，并表现为沮丧、不信任和情感压抑。”

　　莱辛认为她大部分性格都被其父母的战争经历所形塑。莱辛的童年是在一战的阴影中度过，父亲常没完没了的唠叨战争。战壕、坦克、照明弹、霰弹、榴炮弹，诸如此类的玩意儿贯穿了莱辛的童年，深深影响了她。虽然没有亲历战争，但“对于那些发生在战壕中的事情，我犹如亲眼所见。”虽然莱辛极力捂住耳朵，不想听到父亲对战争的回忆，但莱辛却深受其害，战壕是莱辛必须接受的东西，父亲对于战壕的讲述从未离开过莱辛的记忆。“父亲在战壕的怒吼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被继承下来，并且再也没有离开我……这给了我一种可怕的预感，让我相信一切事情永远无法平凡、得体，一切都是注定要被毁灭的。”莱辛说战争对她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如果我死了，我会很高兴的，这会让我从战争的焦虑中解脱。”在最后一次接受《每日电讯报》的采访时，莱辛如此说道。莱辛从小就是个叛逆的孩子，她自己曾在采访时说自己非常神经质，“我的确认为这和我父亲以及他总是谈战争有关”父亲被战争创伤所包围，对生活缺乏热情，无暇关注莱辛的成长，缺乏对家庭应有的责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莱辛的性格，导致其阴郁的一面。

　　同样，一战带给母亲的创伤也不可避免地传递给了莱辛。无法言说的伤痛让母亲一度精神崩溃，她同样需要个倾听者。“她跟过去判若两人”，“完全变了个人”曾经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母亲变成一副病歪歪的感伤基调，总是在喋喋不休地诉苦，自怨自艾、好埋怨、爱后悔。母亲几近崩溃的状态让童年的莱辛不知所措，“我又能怎么办呢？亲她一下？使劲儿抱她一下？”此时需要母亲关爱的莱辛却不得不忍受母亲的多愁善感。虽然莱辛总是设法忽略母亲的倾诉，但无形的接触仍然让莱辛变得脾气暴躁，习惯生气，“时至今日，我仍能感觉到自己当初那种愤怒—怒不可遏，火气冲天。”母亲还试图通过完全控制莱辛而获得安全感。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对生活中的事情有所控制。你越感到不安全，你就越想控制一切。 母亲强烈的控制欲致使母女关系极不融洽，莱辛为了获得自己的自由，与母亲的斗争异常激烈，几次离家出走。

　　家庭创伤的代际传递

　　第一代：莱辛父母的家庭创伤

　　我们人的一生中有两个家。一个是我们从小长大的家，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另一个是我们长大以后，自己结婚成家的那个家，心理学上把第一个家叫做原生家庭。我们在成年后的许多行为和想法，都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小说中对于莱辛父亲的原生家庭情况基本没有涉及，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父亲与自己的父母关系的疏离，成年离开家后就极少与父母联系，无论是参战的决定，还是战后如何面对创伤都由自己去抉择。小说对莱辛母亲的原生家庭着墨较多。母亲出身于中产阶层，三岁时她的生母去世，由其继母抚养长大，她好像不喜欢她的继母，很少谈及她，除了说她冷酷和管教严格，语气中难掩反感，因为继母根本不喜欢她。她的父亲约翰·麦克维是个理想的父亲。“爱德华时代的父亲能给予孩子的一切，他都给予了。”“她上的是好学校，音乐会和戏剧方面的事情样样精通；她玩曲棍球和网球，弹得一手好钢琴。”从莱辛对母亲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是让父母骄傲的女孩子，父亲的雄心壮志全部寄托在她的身上。但同时，父亲又是一个苛刻、威严的人，在她的眼中，父亲“严厉如统治者一般”，她只能对父亲向来百依百顺，唯恐让他失望。父亲希望她事事要做到最好，样样事情都能赢得掌声，父亲一直把他聪明的女儿看成是他的延续和证明。当然，在父亲严格的管教之下，她一直努力地想去达到父亲的要求，但父亲过高的期望和过度的关照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再加上少年的叛逆，这个让父母骄傲的女孩子终于站在父亲面前，跟他说“不”。她不想上大学，她不想当职业钢琴家，她不想做任何父母希望她去做的事情，她要离开家去当一名护士。父亲的回应是“别再辱没我的家门”，“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护士不是我们这个阶层人干的活儿。”她为什么选择当护士而不是医生呢？如果当了医生，她的父亲肯定会开心的，但她却偏偏要去当个护士，就是要“洗穷人的屁股”，总而言之，就是为了要父亲不开心。在父亲的高压控制下，她的天性难以释放，长期的逼迫让她的叛逆性特别强，不惜以牺牲前途的方式与父亲对抗。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之为“超限逆反”，因为人对任何刺激，包括对个体带来极大满足的刺激的接受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超过限度，对个体就是一种压力，甚至是伤害，个体就会采取反抗措施，这也是人类出于自然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心理反应。通过莱辛的详细描述，读者了解了母亲原生家庭真实情况，继母的漠不关心，父亲的过度控制，带给了她巨大的心理创伤，而这种创伤又像基因遗传一样传递了莱辛，影响了莱辛的人格健康。

　　第二代：莱辛的家庭创伤

　　在莱辛的原生家庭中，母亲对莱辛的影响巨大。父亲“由于时局的动荡、生活的不尽如人意以及自身疾病的困扰，无法给予女儿所需要的父爱和帮助。”因此，莱辛的家庭创伤主要来自母亲家庭创伤的代际传递。母亲童年时所受到的过于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不仅对母亲本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以某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到了莱辛。母亲也试图控制莱辛的一切，包括学习、兴趣、工作，甚至是婚后的生活。

　　莱辛很小就被送往寄宿学校。当时年龄尚小，莱辛想家想得要命，但一回到家就又和母亲吵得不可开交；当莱辛因为荨麻疹而被隔离时，母亲每天都写信来，给莱辛送来糖果和蛋糕，后来还亲自跑到篱笆外，打手势说她把食品包裹留下了。母亲的信经常让莱辛火冒三丈，医院送来的好吃的已经把莱辛填得足够饱，但母亲依然我行我素，不顾莱辛的反对，每天给莱辛写信。莱辛因为眼疾，彻底离开学校回到父母的农场，在那儿的几个月里，母亲打定主意要把莱辛培养成杰出的钢琴家，杰出的歌唱家，因为母亲原本可以成为杰出的钢琴家，未能实现的梦想完全转移到莱辛身上，对于母亲各种安排莱辛只有一句话“不，我不想。”但事实是莱辛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那个天分，但她就是不想告诉母亲实情，只是用最容易激怒母亲的方式回应她，让母亲因此而火气冲天；即使是莱辛结婚之后，母亲也会来到莱辛家里，未经同意就挪动家具，扔掉她看不顺眼的衣服，挑剔仆人，对厨师发号施令。当莱辛说“不”时，母亲则会回答说：“你能干好什么呢？半点主意都没有。”当莱辛与兰姆先生共事做一份兼职工作时，母亲去找兰姆先生，说自己的女儿太固执己见，是个危险分子。母亲的过度关照和控制欲，以及对莱辛的贬低和否定，远远超过了莱辛的承受能力，莱辛气得要命。因此，莱辛不仅表现出了“超限逆反”，也同时表现出“自我价值保护逆反”。当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受到影响和损害时，自然地会进行自我价值的保护，在态度或行为上抗拒外界的劝导和说教。双重逆反让莱辛与母亲的斗争异常激烈，为了每一件事争吵，常常是为了子虚乌有的事。

　　莱辛的逆反比母亲要早得多，也激烈得多。莱辛六岁就实施了第一次离家出走，她做梦都想离开家；还不太大的时候就撒谎说自己的亲妈是那个波斯园丁，尽管园丁是个男的，但情急之下根本顾不上这个事实；莱辛常常撕掉母亲的来信，从她身边跑开，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为了逃离母亲的控制，十五岁的莱辛就到别人家帮工换膳宿；为了逃离母亲的控制，十九岁的莱辛就匆忙结婚，嫁给第一任丈夫弗兰克，正如莱辛所说：“嫁人就是为了摆脱娘。”；莱辛一直在努力远离母亲，但无论逃到哪里，似乎都无法摆脱母亲的影子。

　　母亲的家庭创伤通过代际传递给莱辛，给莱辛带来了无尽的心理创伤。莱辛无法做到真正的爱母亲，不能与母亲无法友好相处，即使是成年之后，参加的一个非正式的、松散的女性团体让莱辛意识到母亲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母亲的行为更多了一份容忍，但莱辛对母亲的情感仍是爱恨交加，既缠绕又疏离；莱辛的婚姻是不幸的，两次婚姻均以失败告终，十九岁时匆忙嫁给第一任丈夫弗兰克，莱辛坦白承认自己并不爱弗兰克，这段婚姻让莱辛觉得像是坐牢，四年后离婚，抛弃了两个年幼的子女。莱辛为了帮助一个隶属于敌方阵营的德国人戈特弗里德，选择嫁给了他，因为只有这样，戈特弗里德才能免于被送进收容所。“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父亲，心里肯定清楚得很，戈特弗里德不是很适合我。事实的确如此。”两段婚姻都只维持了四年时间，莱辛也未能承担起母亲的角色，最终了抛弃两个年幼的子女，这对子女的心理也带来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导致其长子约翰一直好斗、叛逆，家庭创伤通过代际传递，仍在影响着下一代。

　　《我的父亲母亲》作为莱辛的最后一部作品，通过虚构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战争创伤和家庭创伤的代际传递。父母在面临心理创伤时，无法积极地应对，而只是被动地接受，并将其再次传递给莱辛。而莱辛在双重创伤的压迫下，时常抑郁、焦虑，但并未像父母那样被创伤所打败，而是有意识地广泛阅读，并将父母的故事以及与母女间的斗争都写进她的作品，补偿完成一个作家女儿对父母特别是母亲的致意，也起到对因创伤传递而愤怒进而反叛敌视母亲的那个自我的疗愈。（作者：张秀芳，武汉晴川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