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

　　彭学明算不上是一位高产作家，但他又确可称得上是一位十分特别的作家，一个能够制造某种现象的作家。

　　要说这部《爹》，还得先说几句他之前的那部非虚构作品《娘》。作品2011年首次面世时也就八万字左右，而在随后10年的时间中竟四度扩张，最终达到27万字，且累计销售高达200余万册。这个数字在当下中国文学作品的发行纪录上称其为“现象”之一绝不为过，也确不多见。

　　凭什么呢？其重要缘由恐怕还在于这部作品极度的“虐”。娘的苦难经历“虐”，子的泣血忏悔也“虐”，这双重“虐”的叠加，大约就是这部非虚构作品巨大销量的强大内驱力。

　　不过，这是否成为学明继续创作《爹》的强大内驱力？仅就我本人读毕作品后的感觉来判断，似乎不像。其理由一是这个《爹》远不如那个《娘》来得虐，虽也有点虐，但更多的是“犟”是“轴”是“一根筋”；二是这个《爹》的体量远比那个《娘》要大得多，60余万字的篇幅差不多是前者的两倍多，如此大的体量欲创造惊人的销售业绩，难！三是这个《爹》也并不全是生活中的那真父亲，而只是文学虚构的产物。尽管文学虚构的魅力有时完全可能超越生活的真实，但终究还只是纸上的“超逼真”，真不能全当真。

　　有必要先就《爹》的文体说几句、定个位，否则评价的逻辑起点就失位，后面随之全乱套。无论其他论者如何看，反正我是将《爹》作为一部纯虚构的长篇小说来看，尽管其中或许确有不少真实生活原型的影子，但从作品整体看，即便有这些元素的平移也并不影响整部作品的虚构性质。我也不太认同那种视这部作品是虚构与非虚构结合的说法，如果放大点讲，任何小说又何尝不都可以说是非虚构与虚构的合体？只是这样一来，基本的文体边界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如何对其评价也就失去了准星。

　　事实上，在这部作品中，明确与“爹”这个称谓相关的只有两位：即亲爹彭文科（又名彭家云）和干爹彭武豪。但叙事者彭学明在自己“寻父”的过程中还先后“认识”了许许多多爹的同辈，诸如龙光辉、向顶天、向立地、彭武定、彭武生、彭胜虎、刘清平、吴点金、吴赛银、杨高山……他们既是爹的同代人更是同道。在这个意义上，彭学明笔下的“爹”实际上是群像、是复数。他们身上更多的共性，使得这个“爹”成为“集体的爹、湘西的爹”。

　　不仅如此，小说中先后登场的人物也不只有这样一个不小的父亲群像，还有他们的父辈及后代、至亲与远朋、同道与对手；也有以韭菜干娘和亲娘为代表的许多聪慧善良、坚忍不拔的女性形象……这就决定了作品的时间跨度至少长达半个世纪以上。

　　如果说作为非虚构作品的《娘》是对过往的苦难叙述和作者自身真诚忏悔的合体，那么作为虚构作品的《爹》则是通过“寻爹”“认父”的漫长过程，自然切入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和那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在追寻“爹”和武豪干爹等父辈艰难人生路的过程中，既写活了一群刚毅而善良的湘西男性和坚韧聪慧的女性形象，家国情、民族义、儿女心是贯穿作品始终的精神内核；整个寻父、认父的过程，何尝又不是一部折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风云际会乃至国家、民族和社会跌宕起伏发展前行的记录？

　　在阅读彭学明《爹》的过程中，我自然地想到了文学研究与批评中常用的一个词——“审父”。这个用来描述中外文学作品中某种现象并由此透视其深层文化心理的词儿在对中国新时期以降的文学研究中出现频率也较高，多指创作主体有意识地摒弃对父亲习见的那种仰视视角,进而以一种与父辈平等的甚至是俯视的姿态对父亲或父辈进行审视,试图以此取得对他们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并由此透视隐藏于其后的某种时代社会状态与文化根由。

　　无论将“审父”这个词用来描述彭学明笔下的那个《爹》是否确切，但至少面上确有相似迹象，那就不妨借用过来，看看彭学明从“爹”那儿究竟“审”出了啥？

　　——不仅“审”了自己的亲爹，而且自然地带出了以干爹为首的一个“父亲群”。

　　在这“父亲群”中，既有“我”从“排斥”到逐渐接纳认同甚至崇敬的亲爹，这个接纳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与反思乃至还需继续反思的漫长过程；还有以武豪干爹为首的那个“父亲群”，在他们中间，既有亲爹、干爹的同道，也有他们的对立面，只有这两者乃至更多杂色“爹”的同时存在，这个“父亲群”的存在才是真实的、有意味的。

　　有爹自然有娘，因此，在《爹》中，有“父亲群”存在的同时自然还少不了一个不小的“母亲群”。所不同的只不过是作者在她们身上的着墨虽少了些许，但又多了一份单纯。出现在《爹》中的“母亲群”基本上皆属美丽温柔、勤劳善良、韧性十足一类，虽少了点人物的复杂，却多了些单纯的柔韧。相对于人物的复杂，单纯的只要得体同样也是一种美，现实中虽未必真实存在，但又何尝不是作者理想的一种化身，在众多的中外文学名著中，也并不缺少这样的纯粹。

　　——不仅“审”了一个“父亲群”，而且还“审”了他们生存的那个时代。

　　在《爹》中，除“父亲群”外，同时也上溯至他们的父母下延到其儿女，三世同堂的背后至少要跨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具体到《爹》中，基本就是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这段日子。作品中呈现的重要历史场景大抵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的历史风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湘西剿匪、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前20余年直至改革开放新时期伊始的前10余年。这的确是一个大时代，一个风云际会、波涛汹涌的年华。作品中那些父亲、母亲们命运的波谲云诡，无不与他们所处的每一段特定的时代紧密关联。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从这两个“群”的命运坎坷中也同样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基本模样及重要特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应该怎样表现时代、贴近时代一类的话题。透过彭学明笔下的《爹》应该再一次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一方面，优质的文学作品总是会与时代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这种联系一定是艺术地自然地发生而非教条地生硬地贴上；另一方面，所谓时代主潮、风云起伏之类也一定是不动声色地蕴藏于作品的人物、情节与事件等要素中而非教条口号式地嚷嚷出来。

　　——不仅“审”了“父亲群”的那个时代，而且还“审”了滋润他们得以生存与成长的那片大地。

　　彭学明笔下的两个“群”固然是一个复数，但每个人也不乏自己鲜明的个性：或偏刚或趋柔；如果从群体角度审视，又的确有其鲜明的共性，突出便是一个“韧”字，他们身上不约而同地都有一股轴劲儿、执拗。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对立面其实也够“韧”的，当然汉语的习惯对这些反面人物的“韧”一般称之为“顽固”。鲜明个性中的这种共性因何而来？就个体而言当然各有缘由，但从群体审视自然就离不开他们共同生活的那片大地——湘西。正是那里险峻的地理位置、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出湘西男女的这些共性。无论是同中有异、还是异中有同，皆得益于他们共同生活的那片自然环境。于是，这就带出了文学创作另一个虽有共性但又应如何处理这样共性的命题：即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在彭学明笔下，无论是过去的《娘》还是现在的《爹》都明显地没有忽视地理环境这个重要元素。

　　从“审父”这个视角进入对彭学明新作《爹》的解读，无论这个概念的使用是否确切，也无论本人对这部作品“审”得如何，但对其文本的描述应大体无误。将人物、时代和环境融为一体，立起了“爹”的形象：饱满、鲜活。仅凭这，也就不枉近70万字的篇幅了。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