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建

　　有个故事，说在某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考官向考生提出一个怪问题：“《孔雀东南飞》这首诗里，为什么不说‘孔雀西北飞’呢？”

　　考生知道，这句话是起兴，说孔雀东南飞或孔雀西北飞，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但如果这样说，显得太乏味了。考生灵机一动，作了个似乎不搭界的回答：“因为‘西北有高楼’。”

　　回答得妙。“西北有高楼”后面接的是“上与浮云齐”，这两句出自汉代的一首诗。孔雀为啥只能朝着东南飞？西北有高楼嘛，高耸入云，挡住了嘛。你问得出乎情理，我答得出乎意料，正好相配。

　　巧了，这个故事里提到的两首诗，都是来自同一本书——《玉台新咏》。《孔雀东南飞》原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与《木兰诗》并称为“汉乐府双璧”，被誉为“古今第一长诗”。

　　有多长？该诗长达300多句，1700余字，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读者奉献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悲歌，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而“孔雀东南飞”这一意象后来也走出爱情范畴，被其他领域借用。比如，近年来，人才向东南沿海地区聚集的现象，就被称为“孔雀东南飞”。

　　我们能读到这样一首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还能占据一定话语地位的诗，要感谢《玉台新咏》，要感谢编者徐陵（507年—583年），如果不是他将该诗收录进书，可能就佚失了。

　　徐陵是南朝人。《陈书·徐陵传》说他“八岁能属文，十二通《庄》《老》义。及长，博涉史籍，纵横有口辩。”可见是个才子。徐陵早年在梁太子萧纲的东宫，写诗以绮丽浮艳见长，很受宠。而他这么写也是“顺应时代的要求”。

　　梁时，宫体诗占据了诗坛主流。萧衍、萧纲这些最高统治者提倡，百官公卿、社会各界跟风而作。宫体诗没什么思想内容，大多围绕美人做文章，以华美雕琢的形式咏唱淫靡的生活。《隋书·文学传序》斥之为“亡国之音”，不是没有道理的。

　　《玉台新咏》就是徐陵在这个时期编选出来的，自然无法摆脱时代的限制，所收多为宫体诗。徐陵在序中直言：“撰录艳歌，凡为十卷。”萧纲是徐陵的“衣食父母”，因此，全书选录诗歌660首，萧纲一人的诗就达109首之多，比如《倡妇怨情》《戏赠丽人》《美人晨妆》《咏美人观画》等，看名字就知道内容了。

　　如果《玉台新咏》收的都是这种诗，那也没有必要在此推荐了。它毕竟还是收录了不少优秀的诗篇，而且选了不少歌颂妇女的诗篇，这在当时是没有前例的。

　　比如《皑如山上雪》写一个女子对负心汉表示决绝，指责那个男子只看重金钱而轻视爱情；《上山采蘼芜》叙述弃妇与前夫偶遇时的对话，反映出她的勤劳和重情；《日出东南隅行》里，采桑女子罗敷怒怼无耻太守，表现出机智、勇敢、不畏权贵的品格……

　　在《玉台新咏》的诸多诗篇中，我们能看到千载而上的女性爱情观——“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魂神驰万里，甘心要同穴”……无不专一、专情，流露出鲜明的女性自立、自由、自信的意识，这放在今天也是不落伍的。

　　作为《诗经》《楚辞》之后中国古代第三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问世后，并未受到足够多的重视。《梁书》《南史》均未提及此书，流传的版本也很混乱。同时代的《文选》又有李善注，又有五臣注，而《玉台新咏》直到清代，才有了一个吴兆宜的注本，还长期享有唯一注本之誉。不光如此，对于该书，人们的认识和评价有不小分歧。

　　古人看《玉台新咏》，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称其俗。

　　唐代学者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序》说“《玉台》陷于淫靡”，南宋诗人刘克庄的《后村诗话》认为该书“赏好不出月露，气骨不脱脂粉，雅人庄士见之废卷”，清代文学家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表示书中“所录皆靡靡之音”……徐陵也因此背上了“风雅罪人”的骂名。

　　第二种是赞其情。

　　宋人陈玉父将《玉台新咏》与《诗经》对举，认为二者“发乎情则同”，区别在于“止乎礼义”上。明代学者袁宏道则盛赞徐陵“钟情”，认为该书“清新俊逸，妩媚艳冶，锦绮交错，色色逼真，使胜游携此，当不愧山灵矣”，旅游时带着这本书，足以笑傲江湖。

　　第三种是扬其正。

　　不少人发现《玉台新咏》中有合于温柔敦厚之旨的成分，于是将徐陵编诗的行为拔高到“孔子删诗不废郑卫”的高度。如清代大才子袁枚认为，“《玉台新咏》实国风之正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评价道：“虽皆取绮罗脂粉之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于温柔敦厚之遗，未可概以淫艳斥之。”

　　今天，我们再看《玉台新咏》，思路自然开阔多了，评价自然开通多了。比如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研究《玉台新咏》，从“情”的领域跳脱出来，进入“爱”的境界，指出：“（该书）把爱视为生命的全部价值，这是多情而又生活封闭的中国古代女性情感世界的重要特征。”从这个角度说，《玉台新咏》真可谓“爱的主题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