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申

　　唐朝崔颢有诗曰：“二月春来半，宫中日渐长。”农历二月，气温明显回升，路边的树枝抽出嫩绿的新芽，在光影的映照下闪烁着生命的光辉。“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二月伊始，古人开始踏春登高，游山赏水，领略山川之美。

　　明清时期的北京民众也不例外，大家感受到春天的气息，走出门到太阳宫、东岳庙祭拜，到高梁桥、西山游历……

　　东西万柳堂风景皆宜人

　　农历二月，春回大地。依照清光绪年间《郎潜纪闻》的记载，“高梁桥踏青，万柳堂听莺，弄箜篌，涿州岳庙进香迎驾”，是京城民众的重要选择。

　　位于西直门外的高梁桥存世久矣，它的生命力与后门桥一样“顽强”。关于高梁桥与高梁河名称的由来，民间曾流传着关于“高亮赶水”的传说。然此传说出现的时间，是明永乐帝迁都北京之后。而高梁桥与后门桥的最初建造时间，大体上是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也就是在这一年，郭守敬主持修建的通惠河工程基本完工。待明清时期，身处北京城外的高梁河水道流经之地，到处呈现一派迷人的郊野风光。由于风景极佳，使得此地酒肆林立，茶馆遍布。而高梁河两岸的繁华市井，与清代重修之高梁桥的优雅身姿，是绝不会逃过乾隆帝目光的。也正是在乾隆时期，于高梁桥的两侧，同时矗立起一对高大的牌坊。其中，南侧牌坊上写着“长源”、“永泽”；而北侧牌坊上则写着“广润”、“资安”。只可惜，此两座牌坊，已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无影无踪了。

　　能够听到燕语莺声的万柳堂，在明清两代各有一处。明代万柳堂大体位于而今玉渊潭、钓鱼台一带；清代在广渠门内也有一处万柳堂。

　　按明万历年间《长安客话》的记载：“平则门（今阜成门）外迤南十里花园村，有泉从地涌出，汇为池，其水至冬不竭。”金朝人王郁曾经隐居于此，在池上修筑楼台，以垂钓为乐。到后来，民众将其地称作“钓鱼台”。到了元初，据说廉希宪以钓鱼台作别墅，在池上兴建厅堂，绕池种植了垂柳数百株，且为其题名“万柳堂”。“池中多莲，每夏柳荫莲香，风景可爱。”这处风雅的胜地曾经举办过多次文人雅集，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两位文名显赫的翰林学士赵孟頫和卢挚曾应邀同时到访，赵孟頫还特地赋诗作画，名为《万柳堂图》。

　　不过，按照清代《日下旧闻考》的说法，广渠门内也有万柳堂，“为国朝大学士益都冯溥别业”。此前，这里有湿地数顷，后逐渐成为污泥地，不宜种植庄稼。生活较为清贫的冯溥，省下每日的早饭，用极低价钱买下这片地，而后加以改造，堆山蓄水，建房屋五楹，种各色花草，修上围墙。外面植万株杨柳，起名万柳堂。

　　对于冯溥因陋就简修园一事，清初学者朱彝尊在《万柳堂记》中描述道：“聚土以为山，不必帖以石也；捎沟以为池，不必瓷以砖也。短垣以缭之，骑者可望。”

　　赵孟頫《万柳堂图》（局部）

　　待冯溥经营万柳堂数年后，转让给身边同僚。同僚又将万柳堂改建成寺庙，并由康熙帝赐名“拈花禅寺”。按照寺庙惯例，是很少种植柳树的。于是，万柳堂的万柳荡然无存。

　　《郎潜纪闻》还记载了京城百姓在二月份去涿州岳庙进香迎驾。涿州岳庙在哪儿？涿州岳庙即涿州东岳庙，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中，曾有对涿州东岳庙庙会场景的一段描写：“此刻才到这座庙门外，见那些卖吃食的吆吆喝喝，沿街叉横三竖四摆着许多笤帚、簸箕、掸子、毛扇儿等类的摊子、担子……那山门里便有些卖通草花的、香草儿的、磁器家伙的、刷货儿的，以至卖酸梅汤的、豆汁儿的、酸辣粉儿的、羊肉热面的。处处摊子上都有些人在那里围着吃喝。”

　　根据乾隆年间《涿州志》的记载：“东岳庙，在北郭……涿州之北关，春秋庙会男女奔趋络绎，素称最胜。”由于地处涿州城的北关，所以东岳庙也被称作“北关庙”。这座庙始建于明成化年间，至明万历年间，李太后又出帑金重修，且由张居正撰文《涿州东岳庙碑记》。明代中叶以后，涿州东岳庙盛名于畿辅。

　　当然，热闹的地方不止东岳庙。按照《涿州志》的说法：“东岳庙左为碧霞元君庙……每岁三月，畿辅远近皆来进香，商贾辐辏，车马喧阗，社会最盛。”据明代《北京岁华记》所述，每年农历二月，京城民众会赴涿州碧霞元君庙进香。

　　这座远离京城的小庙，何以吸引京城的香客前来？有些学者认为，这或与明代皇室成员、宫中宦官重视此庙有一定关系。由于“涿郡娘娘,宫中咸敬之,中官进香者络绎”。甚至到了天启年间，权倾一时的魏忠贤也会亲自到涿州碧霞元君庙进香，才使涿州的碧霞元君庙香火缭绕。

　　民间祭日首选太阳宫

　　根据明代《帝京景物略》的记载，农历二月初一，“京师民众以江米为糕，上印金鸟圆光，用以祀日，绕街遍巷，叫而卖之”，曰“太阳鸡糕”。除了品尝糕饼，京城民众还会去祭拜太阳神，以求一年的好收成或好运道。

　　明清时期的北京有“九坛八庙”的说法，“九坛”之中就包括举行祀日大典的日坛，但是日坛乃皇家祭祀场所，“国之大典，士民不得擅祀”。日坛不能去，太阳宫就成为民间祭祀的场所。

　　太阳宫是京城百姓建庙供奉太阳神的场所，那么太阳神到底是谁呢？其实，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一共有六位太阳神：羲和、炎帝（神农氏）、日主、东皇太一、东君、太阳星君，北京民间供奉的，主要是太阳星君，而二月初一正好是太阳星君的生日。

　　京城内外曾有多座太阳宫。按照明代《帝京景物略》的说法：“左安门内有太阳宫，都人结侣携觞，往游竟日。”此外，根据民国初《北京指南》的描述：“二月初一，是日崇文门外太阳宫开庙。”而今，这两座太阳宫，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目前众人所知的太阳宫，位于朝阳区。其实，这座始建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的太阳宫规模并不大，且因地处城郊，知名度有限，香火也不旺。或许是香火不盛的缘故，当地民众便附会了一个传说：当年乾隆帝东巡，路过此地时，赶上旭日东升，但见整个村落都披上了一层金辉。乾隆帝甚是兴奋，于是村落被赐名为“太阳宫”。后来村民就集资建起了一座庙宇，以供太阳神，取名太阳宫。

　　传说虽美好，但却改变不了现状。据清代《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的记载：“二月初一日，太阳宫庙会，凡三日，平日极为荒凉，一年只此三日，庙外有走马场，但往者不多耳。”

　　农历二月初三，是文昌帝君圣诞。在这一天，位于南锣鼓巷地区帽儿胡同的梓潼文昌帝君庙会迎来朝中大臣的致祭。正是由于官方的推崇，文昌帝君庙持续受到民间的热捧。

　　帽儿胡同的文昌帝君庙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如今的帽儿胡同15号、17号、19号、21号是其旧址。这里曾接待过嘉庆帝，嘉庆六年（1801年），嘉庆帝亲自撰文、大学士刘墉书写了《御制文昌帝君庙碑记》，该碑现在依然矗立在院中。

　　农历二月十二据说是花王的生日，所以也被称作“花朝”。此时尚属春早，能够观赏牡丹的绝佳地点是在天坛南北廊、永定门内张园，以及房山的一些僧舍。

　　其实，把农历二月十二定为花王生日，这一习俗起自南方。早年间，北方的“花朝”是农历三月廿九。后来，京城民众也以二月十二为节。就在花王生日当天，民众（尤其是花农）要在花神庙祭祀花神。

　　昔日的花神庙，既有供皇家使用的，也有供民众祭拜的。皇家的花神庙，而今可知的，一座是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花神庙；另一座是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作为颐和园内占地面积最小庙宇的花神庙。

　　至于民间的花神庙，比较出名的，一座是建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位于陶然亭景区锦秋墩顶上（地处湖心岛）的花神庙；另两座是始建于明代，位于丰台花乡的西花神庙（夏家胡同一带）与东花神庙（草桥东南镇国寺）。

　　农历二月十九是观音大士诞辰，京城的信众们会结伴前往观音寺（或庙宇中的观音殿）烧香礼拜。同时，寺院也会比平时早开大门，与信众举行各种活动，也就是所谓的“观音会”。在千百座与观音相关的庙宇殿堂内，有一座香火最盛的观音庙，就位于正阳门的城楼下。这座观音庙始建于崇祯末年，由于它的建造，使得京城民谚中“九门九庙”（九座城门各有一座庙）之说，改成了“九门十庙”（正阳门下两座庙）。

　　崇祯年间，备受崇祯帝信赖，且一直在辽东前线抵御清军的洪承畴，突然消失于战场之上。崇祯帝得到的消息是洪承畴战死疆场、为国捐躯。于是，悲痛之中的崇祯帝决定，在正阳门下香火极盛的关帝庙边，再建一座用来祭祀洪承畴“亡灵”的庙宇。而当庙宇建成，遵照皇帝旨意进行的一系列丧仪全部举行，崇祯帝却得到消息：洪承畴不仅未死，而且还投降了清朝。已经建成的庙宇极为讽刺地矗立在正阳门下，最终，在大臣们的提议下，这座庙改为观音大士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