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幽若

　　父亲走了已过七载，这七年来我不断穿梭于北京和维也纳之间，处理着他走后留下的各种事宜。父亲走后，母亲、姐姐和我共同商量，将父亲的藏书捐赠给他曾经工作过的中国人民大学，以泽被后学。从2021年12月16日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帮助下，我和图书馆的工作小组历时一个月整理了父亲留下的近三万册书籍，2023年7月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四位同学的帮助下整理了家藏古籍和再造善本约七百余种，并将整理出的近一万六千册书籍和全部古籍捐赠给了人民大学图书馆，同时将余下的一万两千册书籍捐赠给了无锡冯其庸学术馆。看着一册册老书从书柜中被取出，其中不乏从我有记忆起就陈列在书架上的，它们被盖上父亲的藏书印编辑入书目，一册册装箱运走；看着在暮色下空荡荡的书柜，心绪如五味杂陈，那些书籍如影随形，似乎在空旷的书柜中低低地吟唱，叙述着它们各自的故事，刹那间许多有关书籍的记忆碎片在不经意间重新徘徊于脑海，自然而然地列队成行，像电影画面般一帧桢浮现在眼前……

　　吾父冯其庸嗜书如命，爱书如己。我打记事起，就印象深刻。小学入学第一天，发了新课本，回家的第一项功课便是包书皮，而这一功课，记忆中是父亲教我完成的。小学二年级时父亲给我介绍的第一种课外读物，就是汉语成语典故。那是一套暗红、墨绿两册竖开本的小册子，记不清是哪家出版社的读物，好像是文物出版社，封底是个墨色龙戏珠的汉瓦图案，对每个收录的成语典故都做了简单精准的解释，并赋予生动的插图，活灵活现，令人仿佛身临其境，使年幼的我学会不少成语典故并领会其中道理，我至今对里面的许多插图还记忆犹新。

　　少时我家住在张自忠路中国人民大学宿舍，家中居室面积小，每当我将正阅读的书籍背朝天地随便放置于床头或桌上，看到耸起的书脊，父亲的眉头就会像耸起的书脊一样皱起，提高嗓门叫我过去，严厉地教训我要爱惜书，告诉我，如此放书，时间久了，书脊就会散开，云云。看到我有时会在阅读的书中折角，以示阅读记忆，更会非常光火，不依不饶地一定要看着我把折角重新展平，千叮咛万嘱咐，下次再不许如此做。尔后特意为我备了几柄树叶做的书签。儿时的我，少不更事，看到父亲为书生气，总觉得他小题大做，哪至于发那么大火。其实，回想起来，正是那时父亲的严厉，让我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如今在整理他留下的古籍时，每当看到有折损的地方，都会小心翼翼地展平、压好。

　　再有一桩事情被牢牢地刻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不可磨灭。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痛失他所爱的影印本《庚辰本石头记》。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担心以后再也读不到这部千古名著，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于是又借来一部，开启了手抄《庚辰本石头记》的工作。

　　那时张自忠路3号的三居室住宅被分配给两家同住，我家四口人拥有两室加一间大厨房。父亲的书房和父母的卧室不分，只有十三四平米。从小受溺爱的我一直与父母同寝一室。自我有记忆以来，从来都是我与母亲先睡，往往是一觉醒来，父亲依然在书桌边或读或写。父亲抄书的那段时间，每晚吃完饭，他处理完琐碎杂事，都会沏好一杯绿茶，从书桌上的小水盂中取出一小银匙清水，开始慢慢地研墨。父亲研墨时神情十分专注，旁若无人，通常研墨，左手提起右手袖角，把住右手腕，一转一转慢慢磨，磨到墨每转一圈刚好在砚台上留下一圈的痕迹，直至研好。然后试笔，试笔时他会把前日洗好的毛笔尖放入口中泯湿，而前日未完全洗净的墨迹自然会在他舌尖和唇畔留下深深的印记，他却全然忘我。然后用湿润过的笔试研好墨的浓淡，反反复复，这样一通长长的准备程序，每每开始抄书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就这样日复一日，从1967年12月3日起至1968年6月12日止，历经一百九十二天，终于完成了一部《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并写下他那首泪干肠断、透骨酸心的诗句：

　　《红楼》抄罢雨丝丝，

　　正是春归花落时。

　　千古文章多血泪，

　　伤心最此断肠辞。

　　那时作为孩子的我全然不知世事变迁和父亲所为，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害怕。现在想来那段特殊年代父亲承受的是怎样的精神压力，而他却又能如此从容淡定地抄出这样一部几被焚毁的历史名著。而从另一视角回顾这件往事，在他抄写《庚辰本石头记》时，怎能预料这本书日后对他的影响呢？又怎能预知日后他与“红”结缘在红学研究上一发不可收拾？这一番抄写为他日后的红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也由此成就了他的红学论著《论庚辰本》。

　　记忆中我父母亲似乎很少逛街，只有需要某物时，才会去商店，而且每次去商店也是直奔主题，目不斜视，找到需要的东西，不问价钱，买了就走。而鲜有逛街的父亲却非常喜欢逛书店。幼时的我耐不住寂寞，到了周末常吵着父母带我出去。父亲不堪其扰，就会带我逛书店，我会跟着他一路走到隆福寺。那时隆福寺胡同里有家中国书店，从胡同走出来，右手边还有一家新华书店，这两家书店因离家近，成了他的最爱，工作累了，就近逛逛这两家书店，就是他那时的消遣。中国书店在路南，门朝北，门脸不大，卖古籍和旧书，还会有少量的字画。这次当我整理他的古籍和旧帖时，偶尔还会发现书中夹着这家书店的发票。新华书店则门朝东，卖刚出版的新书。当时的我，每次陪着父亲逗留在旧书店中，都觉得很无聊，但又不能有悖父意，只能耐心地等他仔细看完所有新上的旧书，挑选到心仪的旧书，然后再和他一起逛新华书店。到了新华书店，父亲和我各有所喜，他专注于他的兴趣所在，我则在连环画和儿童读物中流连忘返。特别有趣的是，如果他寻到好书，心情好，就会给我买一两册儿童读物，否则我俩则悻悻而归。记得有一次父亲从中国书店不知觅到一摞什么好书，回家的路上兴致勃勃，竟然破天荒带我去了东四八条口的百货商场，而商场入口处的布匹柜台上，摆放着一匹淡紫色底子上面布满黑白两色细碎小花的人造丝面料，这匹布料在当时北方以大红大绿为主的花布面料中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他不假思索，不问价格，就为我买了一段裙料。那时街上的主流色调是红、白、蓝、绿，同学们都为得到一件绿军装而兴奋，父亲却突兀地买了这样一块面料回家，不仅显得不合时宜，对上小学的我来说也太过奢侈。母亲虽有顾忌，但还是为我制作了一条穿上松紧带的碎褶小短裙，让我心里美美的。现在想来，这条淡紫色黑白细碎小花的短裙，也许就是幼时的我对美的最初感悟，因为它有别于街上流行的蓝绿两色军装，令我对色彩产生了遐想。而父亲呢？也许这块素雅的花布勾起了他那一刻对老家江南水乡烟雨朦胧、暮色氤氲的记忆？而无论如何那一次的逛书店给我留下了童年美好的回忆。

　　更让我记忆难忘的是，大约1968年，院子里的叔叔阿姨们都准备到江西五七干校下放，许多家庭都全家一起迁移，父亲当时考虑北京的教学质量好，遂让母亲留京农场改造，这样姐姐和我可以继续留在北京上学。那时家家为了减少搬家的行李，都将很多书籍作为废品处理掉了。而父亲为了保护他的藏书，到北新桥的杂货市场，买了八只硕大的木箱，连夜将他重要的书籍装箱封存，用铁钉钉死，以备日后回京再用。其他无法入箱的书籍，则脸对脸地将两只书架并在一起，再用牛皮纸将书架封闭包装，使人无法看到里面的书籍。就这样，我家的图书保存相对完整，八只大木箱中和所有书架上的书籍都被集中放置于红一楼丁组九号五楼的北屋中，静静睡了三年，直到父亲从江西干校回来才将它们唤醒。后来，这八只大木箱被他改造成了四个书柜，这是父亲干校结束返京后我家的第一次基本建设。

　　父亲在江西干校期间，母亲也同时在北京郊区，我和姐姐处于无人问津状态。多年以后，看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描述的那一群孩子，就像当时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那部电影还采用了我们的院子——张自忠路三号，曾经的段祺瑞执政府做拍摄场地，更令我仿佛置身其中。那时最高兴的事就是收到父亲的信件，偏偏他又勤于写信，所以我们几乎每星期或十天就会收到他报平安的信件。有一次，正值暑期他快回京探亲之际，他来信说，给我买了一套新出版的《西游记》小人书，因他回京前会辗转别地，所以让其他同事先将这套书带给我们，《西游记》小人书不日将到北京。接到信，我高兴坏了，数着日子期待得到这套小人书。幼时父亲讲的三打白骨精等《西游记》的片段我耳熟能详，现在要看到全套的了。那时候院子里的孩子们都暗暗地攀比着谁收集的小人书最多，我不是拥有小人书最多的孩子，但这套系列小人书无疑给我收集的连环画增加了不少光彩，在我的书匣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了宝中之宝。

　　父亲嗜书如命，爱书如己还体现在他从不情愿将书借阅出去。往往他的好友借书，他都会反复叮咛，看完速还。为了不忘记，有时他还会在书架中藏书的位置放置纸条，上面记录下书名和借书人的姓名和借阅时间。更多的是记在他脑子里。所以，到了后来，跟他聊天，他推荐某本读物时，偶尔他会说，家里曾经有的，只是某某借去未还，让我再去买一本。最有戏剧性的令我至今难忘的一次是，大约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大家的阅读物都很少，班里的刘姓同学得知我家中书多，问我借阅，因平日里大家聊得来，我不好意思拒绝，遂偷偷从父亲的书架中取出一套《封神演义》，借给了同学。那时候家家几乎都无客厅，同学之间聊天大多在厨房，同学很快读完，来还书的时候正碰上父亲下班回来到厨房洗手，怕被父亲看到之后训斥，慌忙中我集中生智，将书藏到家中的米缸里。后来从米缸中取出，《封神演义》上沾满米屑。还好没被他发现，但我因此留下深刻记忆，以后再不敢造次，将他的书借给朋友。

　　还有许多与书有关的故事，比如，父亲担心他的书籍生虫，不知从哪儿听说，烟叶夹在书中可以防虫，即让在乡下插队的姐姐买回烟叶，置于书架上和书籍之中，结果书未生虫，倒是他的烟叶先生了虫，因此这项防虫举措就此罢休。

　　大约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生活渐渐变好，大院里开始流行做家具，当时木料紧缺，谁家能够搞到木料，找到工匠，做一套流行的组合家具，就会让人羡慕。那时，院里红楼之间就是木工车间，从春暖开始，家家户户都排着队做家具，日子显得红红火火。1986年，父亲愁于无处放书，托朋友从东北为他寻得一方坚实的木料，打算做一排组合书柜，我领衔为他设计。当时的设计很简单，不过是两段式，上面是玻璃门的书架，下面是木门书柜。我量好家中墙壁尺寸360公分，设计了四组书柜，并将图纸给了木工师傅。

　　过了一天，木工师傅开工先搭起了上面玻璃书柜的框架。父亲下班回家顺路在楼下看看，不料这一看看出问题，这尺寸怎么看怎么小，随即回家拿我是问。我摸不清头脑，赶紧下楼问师傅，师傅说，没错呀，是按照你的图纸做的呀。我连忙查看图纸，天呀，原来我把90公分宽的一组书柜标写成80公分宽，一字之差，浪费了四个小书架的木料。可想而知，一向仔细的父亲当时的感受不仅是非常生气和懊恼，还十分沮丧，觉得他的书柜终将成泡影。我急忙和师傅商量，如果重新再做四组，木料够不够，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其他家具可能就不能做了。当机立断，我请师傅重做，让父亲安心。事后父亲如愿以偿，添得四组大书柜，这组书柜一直用到他退休后。而那四组小书柜，父亲看后也十分满意，只缘家中居室过小，安置了四组大书柜后，再无余处安置它们，于是成全了我的婚房。

　　岁月如梭，长大以后因为忙碌，加上我上大学、工作、留学、再工作，我们各奔东西，我和父亲的交流慢慢地变成了鸿雁传书亦或电话问候，以及后来每年一次短暂的探亲相处。

　　父亲晚年在通州张家湾芳草园居住，他的藏书空间随着居室变大而越来越大。除了早年他积累的文史类书籍和古籍，因研究《红楼梦》，他收藏了许多《红楼梦》的珍贵版本以及相关书籍。随着离休后对祖国西北的考察和调研，他有关西域的藏书也不断丰富起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他长年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而“余事书画”则令他沉浸在探古寻幽的意境中，自然少不了对有关古代碑文、画卷、字帖书籍的收藏。这些书得到他毕生的厚爱。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后，父亲将他收藏的部分珍贵古籍文献无偿捐赠给了人大国学院。一时间家中客厅的书柜空空荡荡，每每父亲坐在客厅中望着空着的书柜，眼睛里难免流露出落寞无神的目光，似乎他的心随着他的书一起暂时和他分开了。我探亲回家不忍看到他那失魂落魄、若有所失的神情，连忙叫着我先生将父亲堆积在大书房书桌上和摞在地上的书籍填充到空旷的书柜中，缓解了父亲那一阵的神伤。

　　2016年底，线装本《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影印出版。父亲感慨万分，说他当年抄写：“只因太过喜爱这部书，怕日后再也读不到了，万万没想到五十年后这个抄本会被出版。真好！”

　　父亲晚年时，有些单位想征得他的同意，在他身后珍藏他的书籍，父亲都一一婉拒。私下里，他同我们说，书是用来读的，珍藏的意义远不如留给读书人用。2017年1月22日，父亲从容安祥地走完了他色彩斑澜的一生，直到临终前他也未曾交代给母亲、姐姐和我，等他走后如何安置他的书籍。我想这正是他嗜书如命，心里不忍与这些陪伴他一生的老朋友做最后的割舍，而始终将它们置于家中，留在身边吧。我想对于一个笃学好古的读书人，书就是父亲精神寄托之地，更是他灵魂安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