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据您的观察，最近两年的怀旧潮以一种怎样的面貌展示出来？

　　孙哲（城市研究者、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社工专硕中心主任）：说到怀旧这个现象，最典型的是从“80后”开始的。灌篮高手、机器猫、周杰伦等都是戳中“80后”的集体记忆，怀旧是共同的“记忆符号”，是一个时代的回声。

　　无论是怀旧还是大众消费，都需要有现象级的符号。比如大家喜欢张学友的歌，由这一文化符号引起共振。经典作品是超越时间的，歌曲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如今，市场细分之后有了各自的圈层，现象级的东西越来越少，人们的喜爱更加小众化了。在喜好分割化、小众化的时代，很难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今后，小众群体的怀旧不会像现在大众群体的覆盖面这么广。

　　记者：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什么样的因素会唤起人们的怀旧？

　　孙哲：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会变得越来越个体化。我国的个体化程度发展非常快，文化产品都是个体化的。当个体化到达一定程度，人们就会重新诉求集体记忆。我们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初始阶段，还未细分，在一个时间段集中产生了一些集体印记。比如中国两岸三地诞生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等。

　　你会发现，大家的集体怀旧基本都指向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时期，市场和社会非常有活力，人们通过怀念那个时代来表达对这种状态的向往。

　　不只是中国呈现迅速发展的状态，全球经历过石油危机之后重新复兴，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活力形成了共振。市场对社会需求的反应很快，诞生了许多经典的文化作品，能很好地表达“社会在场”的集体记忆。比如现在的“00后”依然会听20世纪80年代全球受欢迎的音乐。

　　记者：电影、电视剧等媒介的作用是否增长了这种集体怀旧情绪？

　　孙哲：我们说的媒介是大众媒体，公众号等小众媒介并不能完全支撑怀旧潮，它们较多承接、很少发起。大众媒体与大众消费是一脉相承的，《繁花》在央视和一些地方台播放，能够找到产生共振最大公约数的文化符号，继而达到破圈的效应。欧美国家也是如此，只要不断翻拍《变形金刚》和《蜘蛛侠》，大众媒体就能寻找到强烈的大众共鸣点。

　　从某种程度上看，大众媒体承担了一种功能——重新生产集体记忆和公共生活。“春晚”就很典型，它不是消费品，多年来已变成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不断产生新的集体记忆的符号。可以说，如果没有大众媒体，我们可能就被破碎化的、细颗粒的“信息茧房”包裹，生活在“推送”中。

　　记者：时下，做手工、织毛线物品、用胶卷相机等旧有生活方式在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但一些人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孙哲：毛线物品、手工等是具体的生活介质，当这些介质成为议题，也就产生了公共生活。追逐这些事物也说明大家更在乎的是更真实的生活。现在的信息越来越炫目，使得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工具当中，而不是生活中。比如玩网络游戏、看视频等，都不是真正的放松，这些工具太多反而让人忽略了生活。

　　现在年轻人热衷于追逐有生活质感的物件，这些物件基本是在市场和社会达到一种平衡和有活力状态的阶段下产生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很多新物件，和生活迅速地融合，但不会给人带来过多消耗，比如电冰箱解决了我们餐饮保存的问题。大家会比较喜欢这种物质和生活平衡的状态。

　　时间的新旧只是表象，背后是超越时间的东西。用社会学的话来说，这是社会在场的公共生活的部分。以生活为基础形成公共化的介质，广场舞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和伦巴舞一样，人越多越有氛围。这样一种有质感、有真实感的，从生活到公共生活再到集体记忆的东西，是大家所诉求的。我们在用怀旧表达这种诉求。

　　记者：怀旧是对公共生活的一种诉求，它对当下与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

　　孙哲：人们在怀旧，说明要追逐的不是工具而是真实的公共生活。未来，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公共生活的一部分。B站的跨年晚会就是一个例子，它将怀旧与创新相结合，几年下来形成了许多经典的大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的符号。

　　以前我们谈文化产品的创新，会沿着市场思维和商品逻辑做。其实，我们更需要重现公共生活的品质，这和社会工作的路径一样，需要一个人重新建立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社会的创新。“胖东来”超市就是一个很好的新业态，这样的超市也是这个时代公共生活的创新符号。它不是单纯地满足物质需求，而是洞察了社会的需求——我们这个年代物质饱和，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一种精神上的链接和陪伴，需要“在一起”的感觉。

　　当我们倾听社会深处的诉求，就会有改善的动力，很多新鲜美好的事情就会自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