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 聃

　　苏轼善食之趣屡见于两宋士人笔记。无论是与之相识的北宋时人，还是南宋诸多作者，皆在笔记中不吝笔墨，大加描摹。吕希哲曾记元祐年间苏轼戏谑事。苏轼赞熟肉味美，而范淳夫告诫其多食则易发痛风，苏轼笑谓淳夫诬告肉食。篇章虽短小，已勾勒出苏轼贪食善谑的形象。苏轼爱美食已为时人所知，被贬黄州时，亲自烹调，教会那些不善烹煮的贫困农人善用食材，“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此之谓东坡肉。之后，又教过当地人如何烹鱼与酿蜜酒。彼时苏轼亦是拮据，却也依旧关心当地民生。但与之为营救黄州弃婴而组织的雪堂救儿会相比，为红烧肉撰写的“火候足时他自美”之诗反而流传度更广，或许正是因为符合受众对苏轼谐趣的印象。

　　类似的叙事还见于邵博《邵氏闻见录》。经筵官员于资善堂会食，听苏轼盛赞河豚味美，便问河豚是何种滋味，苏轼回复简约绝妙：“直（值）那一死。”河豚味美且有剧毒为天下所知，而在苏轼看来，河豚滋味之美难以直接言说，便为尝鲜而身死，亦是值得。

　　鲜美河豚与肥腴熟肉皆是美味，而苏轼为吃甘愿冒痛风、身死之险，虽有妙趣，却亦过于贪口腹之欲，明显不符合儒家的中庸哲学。至北宋末期，士人笔记中对苏轼同类故事的记载已有雅化趋势，以苏轼与刘贡父的“三白”戏谑为显。“三白”最早见于朱弁《曲洧旧闻》。苏轼回忆在制科考试时所食美味，称“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刘贡父追问何为“三白”，对曰：“一撮盐，一楪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引刘贡父大笑。之后刘贡父请苏轼过其家吃皛饭，案上所设惟盐、萝卜、饭而已——盖取三白为皛字。苏轼再邀刘贡父赴家宴吃毳饭，案上空无一物，盖毛与无同义，毳字意为三无，既无盐，亦无生萝卜与饭。与之前所载的猪肉、河豚不同，“三白”叙事不粘连于口欲之乐，更凸显宋代文士的文字游戏，趣味雅化。

　　“三白”故事此后屡见于宋人笔记，而叙事主人公或有所变更。如曾慥《高斋漫录》所记，钱穆父邀苏轼食皛饭，亦是设饭一杯、萝卜一楪、白汤一盏而已。宴邀之前记有苏轼的宴饮观，“寻常往来，须称家有无；草草相聚，不必过为具”，豁达、简约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

　　苏轼一生跌宕起伏。据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记，苏轼兄弟双双被贬岭南时，曾于梧州、藤州之间相遇。见道旁有人卖汤饼，便共食于道。荒郊野岭，食物滋味糟糕，简直“觕恶不可食”。苏轼食之殆尽，见一旁苏辙对箸叹气，忍不住大笑：如此觕恶的食物不一气吃完，难道还要细细咀嚼品味吗？此时苏轼已近花甲，此或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同食。荒村、恶食、老迈、贫病，人世诸多艰险，皆付笑谈中。

　　善烹调、知食物之美，且诙谐善谑，是宋人为苏轼勾勒的写实侧影，又在不同时局中得到再解读，形象被重新解构并得以流传。在记录与虚构再创造中，苏轼逐渐成为宋代文士（尤其南宋文士）所憧憬的鼎盛宋世的典型象征。早前对苏轼善食的记载虽极富趣味性，而不免偏于俚俗。在宋世流转中，逐渐偏重对苏轼雅趣形象的营构，体现出将诙谐滑稽语雅化、挖掘戏语中严肃认真一面等特点。而原本贪嘴善食的苏轼形象亦向庄谐雅正过渡，是为苏轼形象在历史生成中获再评价的文学表达。认为河豚鲜美“值那一死”的苏轼显然过分贪恋口腹之欲，不符合南宋士人眼中才学胆识趣俱存的国士苏轼。南宋末孙奕的《履斋示儿编》中，对苏轼品河豚的记录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小说笔法言说苏轼受人之邀品评河豚，且宴请者及阖家老幼都高度重视苏轼的品评。孙奕在相关记述结尾的评论无疑是合理化了苏轼将食欲与生死相连的评析，肯定苏轼的品评。

　　南宋末，文士盛赞苏轼诗文，称自其中识得“货之品、菜之品、果之品”等，便是苏轼善食指向发生变化的证言。苏轼是见证过宋世繁华风流的士人，是承平时期的典范。文献史料中，苏轼多面而复杂，而苏轼善食书写的变迁，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后世的仰慕与接受。人们喜爱的，是才行高世、遇人温厚、“闲以谈谑”的苏轼。其人善食带着满怀生机的赤子之趣，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与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