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承载着精神生活的形式支撑与内容依托。当下新媒体的全面崛起，为青年精神生活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场域所在，也塑造了青年精神生活的典型文化场景。由于新媒体场域兼具社交和平台属性，为用户提供全时在线、全民创作、全域沉浸的场景体验，构成青年群体消解碎片时间、消遣“个体独白”的重要生活时空，使精神生活的全时态、虚拟化和交互性呈现成为现实可能。在实践层面上，新媒体已经超越娱乐与社交的工具属性，愈加与青年精神生活融为一体，以更具生活化、情感化的叙事方式渗入青年的网络行为本身，满足青年对情感归属和意义赋能的精神文化需求，衍生以意义自洽、情感自适、价值自塑为表征的网络亚文化。当前审视新媒体场域青年精神生活的样态，旨在关注新媒体赋予青年精神生活新的特质增长，把握青年精神生活所蕴含的文化意蕴，进而塑造青年精神生活的正确意义追求、价值认同以及审美趣味。

　　多元叙事：精神生活的样态呈现

　　碎片化的知识分享。知识分享是当下文化多元共生在新媒体场域中的生动反映，一般以某一文化焦点为轴心，以知识阐释、普及和分享为主体，运用“内容亲民、格调轻松、表达通俗”的大众文化形式，使受众在知识接受与互动中产生精神愉悦。整体来看，知识分享较多集中于历史、文学、科技、军事、经济等专业领域，通过与短视频、直播和社交等平台的常态融合，实现通俗化的叙事内容转化，使专业知识跨越传达的隔阂鸿沟，与青年达成话语的共情与共鸣。一个典型的“破圈”现象是国风文化的分享表达，以时尚创意为传统文化赋能，让潜藏在故纸堆中的文化符码“活”起来，使国风艺术焕发出蕴含现代文明特征的感召力。诚然，知识分享让文化获得更有趣、更易懂、更世俗的叙事方式。一方面，知识分享之所以热门，在于契合青年群体的碎片化时间学习需求，但由于新媒体自身的容量限制，使其无法承载和支撑体系化的文化体量，故而这一浅层化的知识分享显然无法满足当代青年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表明，知识分享应当秉持“硬核”“干货”的更高专业要求，以更有思想力度、专业深度的输出形态，满足青年的知识吸纳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受流量文化的深刻影响，不少知识分享创作者本能地趋向于流量变现，容易陷入片面取悦粉丝关注的行为偏狭，这就可能导致“伪文化”“鸡汤文”的大量出现，通过玩噱头、炒热点，以狂欢化的方式满足青年群体的文化“刷屏”诉求。在本质意义上，碎片化知识分享的表面繁荣，背后是新媒体表达所呈现的集体精神浮躁和文化贫瘠，而这恰恰也是当下青年网络精神生活的一个普遍“痛点”，反映出内心平和安静状态的欠缺以及内在文化底蕴的稀缺。

　　生活化的情景呈现。由于大部分青年在新媒体平台的创作难以获得专业技术团队支持，这就使个人化、生活化的内容创作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较多选择对原生态生活的“泛化”呈现。如，在直播中将自我生活领域场景公开化，展示唱歌、跳舞、厨艺、聊天等随性内容，展开无文案脚本、无特定目的、无故事情节的平常生活叙事。如，在短视频创作中，立足自身的生活场景，从日常生活状态中极力挖掘身边“亮点”甚至“猛料”，试图获得“吸睛”效应。从文化传播讲，这种“泛生活”的叙事所折射的话语镜像致力于描绘原生生活的“真实”信息，通过生活化的镜头语言向受众传递“原生”情绪，完成传者与受众的隔空情感交往。在生活化场景构筑的虚拟空间中，传者与受众之间“集体在场”的场域体验得以进一步强化，表现为传者通过生活化的情感传播，借助受众对琐碎真实“生活流”的集体注视，凝聚一种身临其境互动参与的共同意识、共同仪式和共同“传统”，在陪伴性、消遣性的情感联系中凝结“自我再造”的符号意义，获得泛在参与的生活体验。生活化的交往场景弥合了媒介网络与生活社交的界限，使受众获得随走随播、随地观看的陪伴式媒介生活体验。偏颇在于，生活化的传播可能会放任个体情感表现欲，将私人空间、私密话题让渡为公共场合、公众话语，以博取围观者的窥视体验和猎奇心理来换取网络人气流量，这必然引发低俗摆拍等乱象，扭曲了对真实生活场景的拟态，侵蚀受众群体的文化审美和情感认知。

　　娱乐化的消费场景。在商业资本助推下，消费功能加速向新媒体业态深度渗透，推动短视频、直播、电商、电竞等多重跨界融合的模式创新，昭示垂直细分领域消费场景的崛起。在经济价值赋能驱动下，以电商购物、带货营销为代表的娱乐化消费场景，愈加反映出“社交+娱乐+营销”的底层商业逻辑。一般基于主播“人格魅力”营造游戏、狂欢、消费的情感氛围，拟态消费过程的刺激性、体验性和互动性，以此增大用户流量数，增强活跃度，进而谋求从稳定的用户规模和运营模式中变现。这一场景以网红主播蕴含的高情感能量作为核心粘性元素，与用户建立在线情感的紧密联结，增强直播中情感互动的带入感，进而将网络消费的非理性与青年群体情感中的“冲动性”糅合为消费行为中的情感能量，在人、物、场的化学反应中引导消费行为的发生。主播和用户通过弹幕刷屏可以实时分享购物进程中的情绪与情感，在主播的带动下生成有节奏的共同情绪反应，将购物演变为富有情感温度的过程体验。青年群体在直播中的情绪体验，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对参数、价位、质量等显性购物指标的考量，更融入“感觉”“对话”“状态”等隐性情感要素的触动作用。在直播场景中，主播的个人风格成为一种可以深刻影响观众情绪的“代入”要素，以即兴表演、文化讲解、互动问答等加持情感传导力度，塑造浓厚购物氛围，引导直播间消费行为发生，追求流量变现的最大化，体现“文化经济”“颜值经济”和“粉丝经济”三元合一的商业形态。从这个意义而言，直播作为消费文化符号的一种表征和承载，正逐步改写当下青年网络消费文化形态，将购物蜕变为某种含有娱乐性质的行为，使购买过程的感知体验超越了产品性质本身，重新定义青年精神诉求与物化欲求之间的满足方式。

　　沉浸式的互动社交。在新媒体场域，激发用户互动的活跃流量成为一项通用的“硬指标”。不同的新媒体平台出于关注度、流量数、粉丝数等量化目标动机，不约而同地集体性选择对受众的黏性，尽己之所能，极力吸引粉丝停留，促成从围观者向稳定粉丝的形态转变，并基于状态、氛围和互动来培育情感联结。如果将网络互动过程强调的状态、氛围和互动形容为“沉浸”，那么正是这种沉浸式的情感融入，营造了一种集体狂欢的感觉。从受众的动机而言，在网络场域寻求的情感、价值和意义的满足，旨在短暂超离生活中的现实压力，赋予社会心理自我调适的“减压阀”功能，表征为被听见、被记住、被理解的“自我属性”需求满足，以情绪化、非理性的沉浸式情感表达来摆脱现实交往方式的束缚，消弭现实生活中的动机焦虑和身份焦虑等。从受众的角度而言，当看到评论被传者点赞或送出礼物被传者鸣谢时，获得存在感、满足感的情感赋权。从传者的角度，将现实世界的平凡者塑造为受人追捧、被人围观、受人关注的聚焦点，收获粉丝的礼物和掌声，一定程度上满足被人认可和关注的价值需要与虚荣享受。如果将新媒体场域视作一个与现实世界相互映射的虚拟空间，其独特的文化功能在于价值意义的自我赋权，拥有对“镜中我”画像进行自我修饰的权限，收获现实生活所无法体验的意义感和掌控感。因此，新媒体场域中沉浸式的情感狂欢，其实是传者与粉丝之间行为默契的“共谋”，二者“互为主体性”的沉浸旨在强化集体关注、集体在场、集体互动的情感赋能，弥合虚拟与现实、传者与受众、线上与线下、个人与群体等多维情感联结。

　　文化镜像：精神生活的叙事意义

　　解构与建构的文化意义纠葛。青年是新媒体场域中的行动主体，这就意味着他们有权限在网络参与中界定自我关系构建，以“青年”角色为媒介与行为对象相联结，获得特定的文化关系。网络文化葆有浓重的草根性和多元性，与当下崛起的吐槽文化、网红文化等后现代泛娱乐现象交织在一起，这就使新媒体呈现解构性与建构性相互交织的复杂形态，映射出当下网络场域的典型文化面貌。在青年文化意义塑造上，这种解构与建构的交织形态赋予青年群体以全新的文化感知体验，也催生了青年群体意义表达的纠葛形态，即青年在享有新媒体所呈现的海量文化资源的时候，是以解构性心态纵身其中加以宣泄，抑或是以建构性姿态追求意义存在。辩证地看，当下新媒体场域是传播主流价值的重要阵地，主动传输主流文化的话语符号，始终保持文化意义的在场，以此构成社会的正向文化引力，为青年精神生活施以正确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的有力牵引。必须看到，在新媒体场景中，解构与建构在很多时候处于螺旋交错状态，一些看似漫无意义和平常乏味的情感交互流动，一旦被某一特定青年群体加以黏合，就可能完成新的意义嬗变。以热门的“吃播”为例，这种看似空洞浅显的美食制作与享用行为形态，却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这是经由现场氛围、状态和情感等要素的渲染所致，产生愉悦轻松的代入感，使得主播将美食寻觅、制作、品尝等行为化作直观易感的情绪传递，打破了受众仅仅作为观赏者的“弱连结”关系，而是演变为与主播共同视角、共同情绪、共同体验的情感“强连结”。这就表明，青年群体在新媒体场域中的自我意义生成，存在着解构性与建构性相互转化与统一的关系，即从浅表化、生活化的看似无意义的表达中，超越所赖以产生的具体情境中催生网络情感的特质裂变，从而赋予新的意义。从深层意义看，这一貌似“去中心化”的解构性文化态势，却恰恰代表着青年群体某种镜像化之我的自主建构过程，在新媒体所赋能的欣赏与互动中，以他者视角来构建自我的完美镜像，以此作为视觉符号来完成现实之我的精神投射，进而反映对群体情感心理归属的文化隐喻。

　　虚拟与现实的文化界限弥合。网络虚拟世界作为现实生活的某种复刻和映射，蕴含人际互动方式、自我展示形式、群体价值范式的运行规则，与真实生活法则交织杂糅，表现出虚拟与现实相互映射渗透的特点。新媒体中强调的互动关系主要基于网络社群的情感联结，所营造的虚拟关系在时间节点、行为互动关系虽然是真实发生的，但始终和真实人际关系存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场域隔膜。虚拟和现实的相互渗透特点，表现在新媒体所塑造的社群关系与现实空间的社会地位关系的同构性，即新媒体结构设计同样强调关系的分层化和差异化，将物化符号设定为社群中身份语言表达交流的关键媒介，比如粉丝在社群所处的地位由公开的外显的级别、粉丝数、赠送礼品总额等数字所展示，通过“打赏”“送礼”等虚拟方式与用户等级紧密关联，以量化、物化的指标来区分用户在网络社交场域的身份和地位。社群成员对自我虚拟身份的升级，需要靠倾注时间、金钱、精力来支撑，从而获得在社群中更高的地位，这与现实中以个人财富、教育、职业、声望等衡量个体的社会评价逻辑具有内在共通性，很大程度上移植了现实社会中的交往秩序。虚拟情感与现实的伴生，主要源于新媒体这一媒介本质上的商业化驱动，在结构设计中就预设了传者和用户的“主体间性”互构关系模式，双方以弹幕、点赞、打赏等方式增进参与者的主体感，模拟了现实中简练直观表达情感关系的隐秘冲动，消弭用户在现实中对身份、地位、收入、颜值等焦虑，这种“竞争动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容易传染和蔓延，牵引参与者的情感归属和使用黏度。

　　个体与群体的文化价值塑造。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之中，传统血缘、地缘共同体逐渐式微，生活快节奏、工作高压力和人际浅表化加剧人们之间的联结弱化，使得社会成员普遍自发地渴求共同体情结。网络社交平台的崛起为个体提供了一种重建社群归属的尝试，为他们暂时脱离现实社会压力的情绪宣泄提供重要窗口渠道，满足了群体归属的需求感，使共同体情结得以舒解。网络社交拥有对大规模异质性受众群体的容纳体量优势，通过用户深度的互动参与，弥合了不同场域、不同阶层受众对社群化网络生存的鸿沟，推动从单一的娱乐工具性质，升级为泛在化的社会文化仪式。这种强调社群化情感的传播体验正塑造以社群发起者和组织者为中心的社群情感仪式互动链：以发起者与粉丝之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为联结，将可视化与弹幕文化、打赏、多向互动等特点优势，吸引受众找寻属于自己的社群，明确自我的网络身份归属，在同频共振的情感慰藉中释放集体性情绪。情感的社群化打上了当下青年群体数字化生存形态的鲜明烙印，潜隐着从认知、共识到认同三个梯次的逻辑演进，基于对话、共享、平等原则来找寻彼此对共同仪式和传统的信仰，以此构成具有一定社会关系联结的归属和责任集合体，以虚拟在场的仪式化重塑“想象的共同体”，预示以“创造社群”重构全新的社会关系角色的文化隐喻。

　　秩序塑造：精神生活的价值引领

　　主流价值介入，确保正向意义“在线”。网络社交化功能意味着网络群体话语、价值和行为规范的重塑可能，为青年精神生活的有效引领提供了新的逻辑理路。新媒体以特定的时空、人物、主题或者兴趣来规定网络参与的共享、沟通和体验，将受众群体统一在共同的审美经验和意义建构之中，融合不同地域、身份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隔阂，构成对沟通、共享、认同等主流秩序的文化隐喻。主流价值在新媒体的介入意义，不仅体现为以话语权力的权威性来映射真实社会镜像，在新媒体这一网络公共空间中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更代表着输出与受众高度融合的情感体验，在虚拟交流的平等性、互动性的情景化暗示中，改变主流话语叙事偏向的强关系，寻求受众对主流话语认知的代入感、交流感和对话感，增进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以此获得主流话语介入新媒体场域的溢出效应。新媒体技术的去中心化特点所释放的强烈的人本体验，可以有效稀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在的权力强制效应，凝聚传者与受众之间的情感共鸣，跨越真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隔阂，在更具平等性、人本性的情感互动中达成彼此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如，在新媒体场域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新媒体创作的交互式叙事，由不同的传播文本形式构筑价值塑造情境。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新媒体文本之中，植入青年社交的互动交流之中，纳入网络热门话题的设置之中，引导青年展开主体性、能动性的自主价值建构，与社会主流价值秩序形成紧密衔接。如，在新媒体场域中进一步倡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取中华文化的传统元素与精神基因，融入新媒体用户的生产、传播和享有过程之中，建构宣讲与参与、传输与评论、对话与回应的良性互动。在这一空间叙事的结构中，重在以传统文化的深厚意蕴与广大青年形成意义联结，为青年的精神生活提供承载情境，成为青年精神家园的重要栖息场景。

　　审美标准校正，确保正确价值“在场”。新媒体强调的原生性、实时性、互动性的产品特性，使传播者容易屈从于浅近利益和低俗需求，诱发审美品位和文化品质的水准缺陷，使低俗化审美冲动遮蔽了社会大众的共性审美诉求，隐含着审美偏差、价值偏向和伦理失序的隐忧。解决新媒体中审美取向偏离正常轨道的问题，重点在于整治猎奇、性暗示、恶搞、审丑、自虐等文化标签带来的整体喧哗和喧嚣，阻断部分传者以大尺度、低俗化的视觉语言对人的主体审美的消解。纠正这一视觉消费审美偏差的关键在于重新找寻文化的尊严性和个体的主体性，把握真善美主流审美价值，对抗怪诞化、低俗化的审丑冲动对社会主流文化审美内涵的冲击，引导各新媒体平台重新理性审视审美价值，还原情感审美的庄严性、纯粹性，校正网络文化使命的前行航向。如，可以结合国家社会主流热点事件,策划传统之美、现实之美、人性之美、精神之美等系列主题，将主流文化的正能量重新聚焦到“被凝视”的中心位置，通过话语秩序重建赋予受众真善美的情感体验，实现受众情感共鸣、精神共聚和文化共识。再如，应严格限定网络媒介中对“打赏”“送礼物”等经济变现的功能设置，对粉丝向主播打赏的对象、条件、标准和金额等指标加以限制，纠正以“唯受众化”“唯利益化”等价值驱动来决定和评价直播行为的不良倾向，防止对青年的情感审美和价值塑造带来误导作用。

　　运行秩序规范，确保正常监管“在位”。新媒体的影像消费交织着商业性、人本性、文化性等多元空间场域的复杂隐喻，囊括了经济利益、消费冲动、情感欲求、信息交互和娱乐需求等关联元素，驱动去中心化、非权威性的信息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必然带来内在利益与规则、欲望与现实之间的传播伦理悖论冲突。解决新媒体中媒介伦理失序问题，应为虚幻的网络自由主义注入价值规范和行事规则，从加强审核、注重内容和强化监管三个层面展开伦理秩序规范。第一，事前审核和自我把关问题。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介的自我把关和过滤功能，在用户准入、资质准许的审核门槛相对较低，话语秩序一旦失控必将面临传播结构性坍塌的风险。要从技术上对新媒体平台自我监管功能进行技术赋权，将审核端口移至传播行为发生之前，强化传播主体的自我审查力度，培养作为自我“把关人”的价值准则和技能习得，改变话语秩序失范事后监管和追查的弊端。第二，新媒体平台的品质提升问题。强化“内容为王”的运营理念，在各垂直领域加大专业化服务建设领域，建构严密的流程和专业的团队，为受众提供富有厚度和立体感的内容，推动新媒体走向更有社会正向效应的“专业时代”。第三，底线规范的守护问题。对新媒体平台而言，不能当甩手掌柜，应运用大数据工具加强对平台的实时在线监控，加大对信息内容的筛选和预审力度，划出鲜明伦理底线。主管部门应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管要求，完善网络平台的主体责任、实名认证、黑名单制度等管理机制，对出现触及监管红线的平台运营方，应果断采用约谈、关停等动作，着重解决价值不彰、格调不高、品味不足等突出问题，提高新媒体领域的质量水平。

　　（作者：杨建锋，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福建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课题《“整体性”哲学视域下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机制研究》[编号：20JDSZ3031]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