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益民

　　研究晚清吴语方言，有一批重要的域外文献。笔者协助游汝杰教授合作主编的《近代稀见吴语文献集成》（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就是百多年后的一次集结展示。丛书第一辑（4册）共收入吴语文献15种，每种著作之前均附有导读。相信在语言学的价值之外，这套采取全书影印方式的文献也将为文学、历史、宗教、文化、地理、教育等多个学科提供相应的参考资料。

　　伴随丛书的出版，笔者几年前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搜寻馆藏吴语文献的一段往事不禁涌上心头。博德利图书馆位于牛津大学城中心，建立于1602年，是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钱锺书先生负笈英伦求学期间将其戏称为“饱蠹楼”（乃音义兼译的妙例），牛津的学者则常昵称为Bodley或the Bod。现今博德利图书馆的藏品多达1100万件以上，怪不得詹姆斯一世国王来参访时，曾望着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感叹道：“若不当国王，我愿任一大学教席；若不幸沦为阶下囚，我甘愿囚禁在图书馆里，和这些优秀的作者锁在一起！”笔者2019年下半年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参加国家语委海外研修班期间，利用课余时间，五赴博德利图书馆查询、探访传教士所著吴语方言文献，与之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缘分。

　　弗兰西斯·培根评价博德利图书馆是 An ark to save learning from deluge（“拯救学问于滔天洪水中的方舟”）。博德利图书馆藏有大量珍贵的中文文献，其中像所藏的19册《永乐大典》、最早记录钓鱼岛的《顺风相送》等文献，学界早已耳熟能详。可是博德利图书馆建馆初期，只有那些古希腊罗马作家、基督教的早期教父、欧洲国家新教改革家及同时代的英国国教牧师的著作才有资格登堂入室，要到1620年第二任馆长才把大门向一般的英语文献敞开，1623年出版的《威廉·莎士比亚喜剧、历史剧和悲剧》初版本才得以在图书馆馆藏中占有一席之地。英文书籍尚且如此，早期中国书籍质量之不尽如人意可想而知。十七世纪早期，荷兰派往中国的贸易远征队带回的书籍良莠不齐，混杂许多残次品，可即便是印刷粗糙的廉价版“四书”，因为当时欧洲人并不了解，也在图书馆中小心地珍藏了起来。直到十九世纪末，因为有高水平且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的有识之士积极介入，才使得博德利图书馆的中文馆藏渐次丰富，质量也稳步提升。

　　中文书籍的整理研究也是始于这一时期。英国伦敦会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在1876年编成了博德利历史上第一本中文典籍的书目A Catalogue of Chinese Wor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1935年，受牛津大学邀约，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派出向达先生帮助整理中文书籍，向先生除了写就《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1936）一文外，还发现并抄录了流失海外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等重要史籍。近二三十年来，在前中文部主任何大伟先生（David Helliwell）的积极推动下，博德利图书馆对6000多种中文古籍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归档，多数都归入Sinica的编号系列中，也提供了专门的网站Serica供读者查阅书籍信息。

　　而笔者与博德利图书馆的这段缘分要从一位英国伦敦会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说起。伟烈亚力自32岁来上海，到1877年因年迈体弱、视力衰退而返回伦敦定居为止，在华三十年间，协助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主持墨海书馆工作，翻译了《续几何原本》《数学启蒙》《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重要著作，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深远；同时他还创办了上海第一份中文月刊《六合丛谈》以传播西学；此外，他也积极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出版了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献录》）、“Jottings on the Science of Chinese”（《中国科学札记》）等重要著述，影响深远。

　　伟烈亚力的藏书大约有2万种之多，其中90%以上的收藏在1882年转让给了博德利图书馆。正因为伟烈亚力的用心与善举，使得“伟氏藏书”（Alexander Wylie Collection）成了博德利图书馆的重要特藏藏品，也使得该馆成为中国研究学者的圣地。“伟氏藏书”中大约有100多种吴语文献，其中又有一半左右是全球孤藏，具有无与伦比的学术价值。

　　谈到博德利这批吴语文献馆藏的来历，不得不提十九世纪的两个大型博览会。一个是1876年为庆祝美国立国百年在费城举办的“百年国际展”，中国海关委托伟烈亚力展出了约1000本中文、约100本英文作品，绝大部分是伟烈亚力的私藏。第二个大型展览是1884年在伦敦举办的“国际健康展览”，中国海关效仿之前的成功经验，又搜集到约600册中文著作前来参展，其中主要还是传教士著作，目录详见《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中国展品图示目录》。

　　由于从1876年开始，享誉盛名的理雅各担任了牛津首任汉学教授，两次展览的展品以及伟烈亚力的绝大部分私藏悉数归入博德利图书馆。今日的馆藏中，我们还能依稀看到两次大型博览会的身影：“百年国际展”的参展图书封面上，贴有一张粉红色的标签纸，记录了展品编号，以与伟烈亚力为展览会编写的书目相对照；而“国际健康展”的参展图书封面上则贴的是黄色标签纸，列出了展览名和参展方，还详细列有跟目录对应的展品编号、中英文书名、作/译者和册数等。

　　香港中文大学黎子鹏教授的《默默无闻的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十九世纪西教士的中文著作及译著》一文估计，博德利图书馆所藏传教士文献总数接近1600册，“在全世界同类收藏中数量最多，且种类最齐全”。结合Serica网站的书籍信息及博德利图书馆的搜索引擎，笔者初步统计得到该馆共藏有约122件吴语传教士作品，以上海方言和宁波方言为多，除去半数宗教类内容，可分类列表为：

　　语言类 通俗类

　　上海方言 7 16

　　苏州方言 0 2

　　杭州方言 2 0

　　宁波方言 8 18

　　台州方言 1 0

　　博德利图书馆吴语文献馆藏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吴语文献馆藏数量很可能居全球之冠。博德利图书馆共藏有约122件吴语文献著作，据笔者初步统计，海内外各家图书馆（包括剑桥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在吴语文献的馆藏方面，均无出其右者。正是由于伟烈亚力、理雅各等先贤的用心与付出，为学界保留下来这个吴语文献研究的宝库。

　　第二，馆藏吴语文献种类繁多。牛津与剑桥的“争斗”真是无处不在：1984年，在争取大英圣书公会的旧藏《圣经》上，两家又大战一番，最终以剑桥大学取胜而告终，从而使得剑桥大学一跃成为全球《圣经》收藏最丰富的机构。伟烈亚力于1863年起担任大英圣书公会的中国代理人，其所藏的《圣经》悉数赠予了该会的图书馆，之后也一并归于剑桥。因此，剑桥大学图书馆虽然也收藏了约100种吴语文献，但是主要以《圣经》为主，品种相对比较单一。而博德利图书馆的种类则极其丰富，尤其是其中丰富的语言学习类（比如1904年出版的宁波方言字典《宁英列韵字汇》=Nying Ing Lih Yuing Z we等）和通俗读物类（比如吉士夫人编的上海话小说《亨利实录》、丁韪良编的宁波罗马字本《地理书》等等），是之前学界关注较少的，可供各个学科的学者使用。

　　第三，馆藏吴语文献多为海内外孤本。根据笔者的初步统计，该馆馆藏吴语文献有约一半是海内外的孤本，比如娄理瑞（Reuben Post Lowrie）的《三字经上海土白》（1859）、秦右（Benjamin Jenkins）的Dialect of Shanghai,China（《上海方言》，1861）、丁韪良（W.A.P.Martin）的宁波话罗马字Son-fah k'ae-t'ong（《算法开通》，1854）、路惠理（W.D.Rudland）的T'etsiu t'u-wa ts'u-oh（《台州土话初学》，1880）等等，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如丁韪良的《算法开通》曾被误译为《数学快通》《数学快懂》等，是现今所知最早的汉语方言数学教科书，也是国内已知最早的近代数学教科书之一，笔者团队正在将本书转写成汉字版，以便学界可以更好地利用。

　　日前，蒙关西大学内田庆市教授告知，上海师范大学丁大刚老师与福建师范大学潘琳老师在理雅各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了五本语言学习笔记，其中有两本是学习上海话的。理雅各只在上海做过短暂的旅行，为何要学习上海话呢？理雅各档案中偶然也会混入其他人的手稿，这些上海话的学习笔记真的是理雅各的吗？这些谜团虽还有待解开，不过这些新近发现的有趣材料，又让博德利图书馆的吴语文献多了一份奇妙之处。

　　钱锺书先生留学牛津期间，长期浸润于博德利图书馆，并自诩为“饱蠹楼”饕餮之蠹，先生在牛津期间的读书时光也常被概括为“饱蠹楼中，横扫西典”。如果套用这两句话，也可以把本人的这段探访经历概括为“饱蠹楼中扫吴典”。其中的“扫”倒是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笔者对图书馆中尚未扫描的将近七八十种吴语文献均逐一进行了目验，基本上可以说是“横扫”了图书馆中的相关文献，只是由于时间紧凑，并不能像钱先生那样坐下来静静品书，留下了颇多遗憾；另一方面，“扫”也指“扫描、拍摄”，英国图书馆均秉持图书服务读者的宗旨，所有图书均可以查阅并在无闪光情况下进行拍摄或者扫描，对于笔者这种不能在牛津久待的人来说，绝对是一大福利，让我有机会在相隔一百三十多年后，又可以重新把部分珍贵的吴语文献带回给中国学界。《近代稀见吴语文献集成》（第一辑）还未及收入博德利图书馆的相关馆藏，我们在编辑丛书的“第二辑”“第三辑”时定会着重考虑。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