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镐

　　2023年12月，燕文化考古研究中心在京成立。燕文化形成于西周时期召公奭始封燕国，那么，这个召公燕国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武庚溃败北奔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后，为了安抚殷商遗民，曾命商纣王之子武庚（又名禄父）留居殷都朝歌，继续统领殷地、奉祀商嗣，只是将他的地位降为诸侯。为了防止武庚叛乱，武王在原商朝王畿内又加封了邶、墉、卫三个侯国，分别交给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治理，以便监管武庚。此后不久，武王逝去，幼子成王继位，周公旦辅政。管叔、蔡叔对此十分不满，到处散布周公想篡位的谣言，并串通武庚起兵反叛，终于酿成了“三监之乱”。此事的结果如《逸周书·作雒解》所载，为了保住江山社稷，周公和召公奉成王之命率师东征，一举荡平了朝歌叛军。在击败叛军后，周王师“降辟三叔”，诛杀了管叔、放逐了蔡叔、贬黜了霍叔，并迫使“王子禄父（武庚）北奔”。

　　圉簋

　　武庚所在的殷都朝歌位于今河南省北部的淇县，从这里“北奔”，究竟会奔向哪里呢？当然不会奔向近在咫尺且无险可依的河北省南部，而是奔向靠近燕山的北京一带。武庚溃败后为何不奔向商人旧势力盘根错节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而要向北逃窜呢？这说明当时商人在幽燕一带尚有牢固的基础，这里因此成了商人最后的避难地。

　　祖丙尊

　　早在夏代后期，先商势力就已进入易水流域，在幽燕一带扎下了深深的根基。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伐纣时，燕山一带的孤竹国君之子“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试图阻止武王大军伐纣，这也说明了商朝势力在燕地的根深蒂固。1982年，在顺义牛栏山金牛村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的贵族墓葬，出土了8件青铜礼器，计有鼎、卣、尊、觯各一，觚、爵各二。此墓身处姬周封国的领地，却没有采用周人的“鼎、簋”组合礼制而沿用商人的“觚、爵”组合礼制，这就更说明了商文化在燕地的影响深远。因此，战败逃亡时，幽燕便成了武庚的首选之地。

　　覆盖整个京津唐地区的张家园上层文化，是在周王朝创建的西周初年，却涌现出了大量商文化元素。明明商王朝已亡，其文化却在燕地冒出来，武庚北奔到燕地时，很有可能同时把商文化也带到了燕地。当年向北逃窜的绝不只是武庚一人，显然还包括了许许多多商朝的遗老遗少，因此燕地的这股商文化浪潮不仅来势凶猛，而且前赴后继。

　　攸簋

　　召公奭荡平殷商残余势力

　　在平定了“三监之乱”后，如何镇抚商人势力盘根错节的东北重地，如何荡平向北逃窜的武庚呢？这成了草创伊始的周王室迫在眉睫的任务。为此，在周初的分封中，周王室在燕地扶持了一个势力，又安插了一个势力。扶持的是“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蓟，安插的便是“封召公奭于燕”的燕。其中的“蓟”是中华始祖黄帝的嫡亲传人，在周武王褒封的先圣王后裔中位居榜首，其影响力不可小觑。但这个蓟国终归传承已久，是个锐气已消且习惯于托庇黄帝祖荫的部族，虽然可以借重，却无法依靠。于是，更重要的是要安插一个周王朝的“自己人”。而召公奭是与周公旦、姜太公并列的周朝三公之一，位居群臣之首。以他的地位、威望、才干，能镇守幽燕者非他莫属，于是这一使命便历史性地落在召公奭的身上。

　　召公奭被封在燕地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个分封显然还有更深层的历史背景，通过王国维提出的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可以把这个过程揭示清楚。

　　漆豆

　　由考古资料透露的信息已知，王子禄父及其商遗民在西周初期“北奔”到了今北京。

　　见于史乘，在周公、召公联手剿灭了“三监之乱”后，周公曾马不停蹄地向东追剿参与叛乱的东夷奄国等大小50个方国，史称“周公践奄”。那么召公呢？史册对此只字未提，但地下出土的文物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清道光咸丰年间，在爆发过宋江起义的水泊梁山，出人意料地出土了7件商周青铜器，俗称“梁山七器”。这7件青铜器计有大保方鼎一、大保方鼎二，以及小臣俞犀尊、大保簋、大史友甗、伯宪盉、伯龢鼎。其中小臣俞犀尊乃晚商之器，器主与燕召公家族无关，其他6件青铜器的年代则都在西周成康时期，一概出自召公奭本人或其子侄。自铭“大保”的大保方鼎和大保簋即为召公奭所铸，《大保簋》铭曰：“王伐录子，圣摣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迎大保，赐休余土，用兹彝对令。”把这段铭文翻译成白话就是：录国谋反，周王讨伐录国，不料途中生病，于是返回都城。周王遂派大保率兵平定。大保不负圣望，完成讨伐之命。得胜班师，周王亲迎大保，并将余（地名）地的良田赐予大保。大保因而做此器谢恩铭世。以上“录国”即指谋反的王子禄父，“大保”即太保召公奭。此铭十分清楚地指出，当王子禄父“北奔”时，奉命追剿他们的恰是身为太保的召公奭。之所以西周早期燕地的商文化元素来得快去得也快，正说明在召公奭亲率大军的穷追猛打下，“北奔”的王子禄父残余势力很快被荡平。

　　扬鼎

　　召公因何被封燕地

　　历史学家每言及周初历史，总会反复强调说，正是由于“周公践奄”，才把周人的势力向东扩展到了海边，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周之封国齐和鲁。被人们忽略的是，正是由于召公的乘胜追击，才把周朝的疆土向北扩展到了燕山脚下。否则的话，就没有封在今北京的燕了，更没有在迁都蓟（位于今天西城区）后位列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了。

　　召公究竟是因何被封在燕地的？

　　周公是因为东向践奄，才被封在奄地的，而奄国国都在曲阜，曲阜就是周公的鲁。细想想，难道召公不也和周公一样，同样是被封在由他剿灭的商人残部的故地吗？周王室这样做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周公而言，既然以奄国为首的东夷是被你剿灭的，那就把你封在奄地，取个国名叫作鲁。而就召公而言，既然武庚及北蛮诸邦是被你荡平的，那这个北蛮之地就由你去统治，取个国名叫作燕。

　　考古发现证明，召公奭封燕后，房山琉璃河燕都古城很快便筑造完工。在新近出土的琉璃河古燕都青铜礼器中，发现了一段镌有“太保”“墉燕”“燕侯宫”等文字的铭文。考古学家、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雷兴山教授对此解读说：这段铭文中的“墉”是筑城之意，证明召公（太保）确实来过琉璃河古城，并亲自主持了筑城工程。难怪琉璃河燕都建造得如此神速，原来这是召公奭千里迢迢跑来亲自督工的结果。当然，最重要的并不是谁来督工，而是幽燕大地从此一下子矗立起了一座前所未有的超级大都邑。在燕山大地的凛冽寒风中，这座超级大都市以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向殷商遗民及幽燕原住民昭告，新来的燕国是多么的锐不可当和气势恢宏。

　　恩格斯说：“（上古）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绝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以这个普遍规律，按说召公受封后应该把追随武庚的商遗民全部歼灭才是，但周人的做法却与众不同，而且不同到令人瞠目。

　　见于琉璃河燕国墓地，周燕不但未将这些殷人一概杀戮，甚至也未将他们贬为奴隶，反而以宏大的气魄把他们统统接收到都城里来，让他们尽享都市的安乐与繁荣。根据对已发掘的琉璃河燕都300余座墓葬的统计，其中周人墓仅占1/4，殷人墓则占到了3/4。燕都之内的商遗民竟有如此之多，实在出人意料！而由此所揭示的，便是姬周燕人对臣服的商遗民的全面接纳与包容。

　　在琉璃河古燕都的殷人墓中，不乏大大小小的贵族墓，可见这些殷遗民依然倍享安荣。不但如此，铭文还记载这些墓主身前屡获燕侯赏赐的贝币和其它财物，足见其待遇之优。在个别殷贵族的陪葬坑中，甚至殉有六驾和四驾的马车，这些贵族在升到天国后仍可继续享受他们“出有车”的超常待遇。

　　通过对古燕都殷人墓葬的观察可知，在接收大量殷商遗民的同时，周燕居然还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民族习俗和文化传统，即便是人殉恶俗也姑息一二，足见周燕对殷商遗民的宽容已到了何等程度。

　　姬周燕人为何如此厚待降服的殷商遗民呢？这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尚书·周书·顾命》载，周成王将崩之际召见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等人，“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这是周成王的临终遗言，嘱咐太保召公奭等朝臣不仅要保护他的大儿子姬钊顺利接位，而且还要辅佐姬钊柔服远方，亲善近邻，安定大小各国。其中“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一句，是从周武王起留下的治国韬略，其意就是要对商遗民及各族臣民采取怀柔之策，一概予以包容接纳。召公奭建国后，确实对异族采取了“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的政策，并且贯彻得无所不至，以至把周人的燕变成了商遗民的乐园。

　　这是一段召公奭受封的历史，一段西周燕国接纳、包容异族文化的历史。燕国在这里包容的，是敌对民族和敌国的文化，其意义自然非同一般。燕国之所以在后来不断强大起来，之所以在以蓟城为都后甚至跻身于战国七雄，和它博大的胸襟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呢？（作者系北京艺术博物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