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精神积累，每一段文化记忆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含义，是一个民族繁荣进步的重要体现，在文化记忆中留存了众多文化遗产，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文化记忆与社会发展的双向交流中，蕴含着多元化的文明发展规律，文化传播首先需要认可文化记忆的基础理论，从多个角度入手，揭示文化记忆中蕴含的民族精神，通过现代化传播手段，加强社会发展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文化传承创造良好环境。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为新时期重要使命，践行文化强国战略，引导社会群众建立共同的文化价值准则。

　　文化记忆下传统文化的传承

　　探究文化记忆的形成过程，从集体记忆、现代历史发展、内部时间结构等多个维度进行探讨，集体记忆指的是在某一发展阶段，全体民众形成的过去记忆，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记忆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时间体验，围绕当前的文化发展现状，去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历史意识并不是单指过去、现在与未来单一的时间结构，一系列的文化都是由人的主观认知演变。人们在文化创作时需要有一定的参照物，在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用参照物进行时间标识，文化记忆的形成离不开时间的运转，自然界的发展是文化体系的源头。中国传统文化通常带有较强的民族性，作为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记忆，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在文化传承过程中需要采用不同的传承模式。例如：中国传统春节辞旧迎新是由古到今遗留下来的文化记忆，而在欧美每年都需要举办重大的圣诞活动，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文化有着不同的发展潜力，但文化的演变一直在寻求突破与创新。许多旧的过年习俗已经逐渐被取代，一些全新的文化内容开始呈现，为了加深文化记忆，可以以经典的历史人物为代表进行文化传承，例如：根据遗留下来的文化记忆，端午节的经典代表人物是屈原先生，包粽子这一习俗就是因屈原投入江中的祭品被鱼吃掉了，通过托梦的形式让人们将米饭包到竹叶里重新献祭。一直到今天吃粽子的习俗依然保留，但不再以献祭为主要目的，这是文化演绎、文化传承的一个过程。

　　文化记忆下传统文化的融合

　　文化记忆之所以能够长远继承，不仅需要口口相传，还有一部分是从经典文学作品中加以保存与整理，重新进行文化内容解释，让已经逐渐被遗忘的文化重新回到社会发展进程中，提高人们的文化认同感。明确文化记忆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辐射范围，对文化内容有一个明确定义，文化记忆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相对应，集体记忆是通过交流与世代传承所形成的，记忆曲线会随时间的发展而流逝。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对文化内容添加社会记忆，将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内容，在教育工作开展中、宗教礼制研习中、史诗文献编纂中加以修正，提高文化传承质量。

　　文化记忆下传统文化的创新

　　文化记忆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构建稳定的知识体系，固定的知识内容不会跟随时代的变化发生改变，需要不断的寻求创新机遇，避免文化逐渐被遗忘，文化记忆的存在是为文化传承保驾护航，固有的文化理念逐渐脱离社会环境，需要积极寻求文化创新。文化属于一种知识，知识脱离创新将会被弃之不用，想要让文化得到永久的传承，需要适当的进行文化传播与更新，继承与发展是一个矛盾关系，看似对立、实则统一。文化记忆是民族的历史记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要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事宜，定期进行文献典籍修正，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生成数字化管理文库。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代人们的生活需求，不能与现代生活脱节，文化记忆随时根据时代进行改变，建立新的记忆点，形成全新的文化传承体系。例如：传统节日氛围越来越淡，虽然各行各业都在致力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但文化记忆功能正在逐渐削弱，文化遗产并不是历史文物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创新让文化知识重新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与社会记忆融为一体，全民的共同努力为文化技艺的发展提供民众智慧，让民俗重新流行起来。

　　文化记忆下树立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需要民族成员认识到文化的价值，坚信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寻求文化发展之路，提高人们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建立高度的文化自觉性，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在文化记忆下树立文化自信能够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文化自信的塑造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强化文化技艺的主要方式，文化自信的关键在于人们对同一文化记忆的自信建立，通过长时间的历史发展，整合传统民族文化财富，为中华儿女思想观念的转变提供有力支持。为了践行文化育人的社会发展理念，需要围绕民族发展进程，不断增添文化记忆内容，体现出独特的民族韵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间接或直接的接触到文化记忆内容，鼓励人民群众自主进行文化记忆保护，形成文化自信心，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不断整理丰富的文化资源。例如：传统节日、家族礼仪等等，许多文化点集中记载的文化信息都可以作为文化记忆的关键点，人们是记忆的承载者，为现代文化发展注入精神理念，培养人们的高度文化自觉性，从心理和精神上获得双重满足。通过建立开放性的发展观念去包容外来文化，传承独特的传统文化记忆，树立文化自信，吸收与融合优秀文化，重新进行本民族文化调整，打造适合时代发展步伐的文化记忆特征。

　　文化记忆下传统文化的认同

　　文化记忆是提高人们文化认同的基础与前提，文化记忆理论的提出是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彰显出个体记忆与复杂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文化记忆包括语言文字记忆、思维逻辑记忆、文献概念记忆等多种内容，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与探讨，不断分析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个体记忆传达的重要性。对文化记忆的类型进行详细划分，在不同媒介的支持下将文化理念转化为直观的物质象征，树立先进的文化典型。主要的文化传承者包括现代艺术家、教师、非遗传承人等群体，文化传承职责是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文化记忆点，以特殊的方式加以整合，提取出关键的历史事件，积极获得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实现对文化内容的再生产。想要在文化记忆下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需要保证文化记忆的连续性、文化记忆的规范性。

　　文化记忆的连续性：打造具有历史性的文化传承维度，重新建构文化体系，从文化记忆的起源进行探究，分析文化具有的社会发展形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保证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传统文化具有群体聚集性的发展特点，在特定的群体内能够被人们共同享有和认可，文化的表达形式包括文本资源、意向特征和祭祀仪式等多种渠道，文化传承以文化符号的形式进行传承，能够验证时间的跨度，形成连续性的文化特征。文化认同并不是单独依靠文化记忆的支持，而是整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众多的文化因子，在共同因素的作用下组成文化认同体系，保证文化记忆的连贯性。在创新与重组的过程中融入人们的话语范式，文化记忆与传统文化内容之间的差异在于获取文化并不是为了掌控文化，而是弄清文化传达的本身，将文化记忆与传统文化区分开来，对传统文化中的抽象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与修正。文化的发展不是亘古不变的，是每一代人结合特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以及个人发展需求，不断完善与融合得来的。社会个体都是文化传承的主体，只有强化群体文化记忆，才能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文化记忆的规范性：文化记忆的规范性是文化认同成立的重要机制，文化记忆时刻提醒着我们，不同发展因素将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感，记忆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与认同紧密相连，通过文化记忆寻求传统文化认同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手段，特定群体需要以特殊时期的文化记忆作为参考，通过规范性的文化引导，融入传统文化发展进程中，继承历史的可持续性和规范性。以事实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其本质不会发生改变，但出现群体归属分化问题，将会影响到群体的文化记忆，想要保证文化记忆的客观性，需要明确社会的联动结构，在提高个人对文化认同感的同时，进行文化再生产与再创造。文化记忆的传播会受到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通过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断改变社会政治认同感和国家群众的认同感，文化记忆是文化认同不可或缺的反思过程。

　　文化记忆下传统文化的传播

　　中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历史进程中继承与传承下来的多元文化体系，为民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传统文化来自于人们的生产生活，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想要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需要遵循文化保护、文化融合、文化发展等多项管理决策，文化记忆淡化导致许多文化习俗正在逐渐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无人，因此，国家发展需要注重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传播需要建立品牌化传播内容，打造多元化传播路径，为广大群众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传统文化技艺的传播主体包括文化保护部门、文化传承人、主流媒体、网络自媒体等等，将文化记忆作为身份认同的重要体现。将政府机构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发挥政府的协同联动性作用，打造传统文化保护机构，践行文化传承义务与使命，数字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承的主体开始向网络自媒体和国家主流媒体发生演变，科学技术的创新让文化记忆有了全新的展现模式。通过融媒体中心、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进行文化传播，保证文化记忆的权威性，拓展信息传播渠道，向大众传递传统文化记忆责任，以信息活动、专题报道、人文记录、网络短视频等多种媒介形成传统文化传播体系，实时向社会群众发送文化资讯，掌握真实的信息材料。引导社会舆论走向，培养群众良好的文化认知态度，在向大众频繁进行文化输出的同时，增强群众对文化记忆的认知水平，拓展文化传播渠道。

　　综上所述，文化记忆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不断地寻求创新，引导人们树立文化自信、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断拓展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打造多媒体传播平台，改善传统文化的传播内容，引入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加深广大群众的文化记忆。发挥社会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理清文明传承发展机制，践行新时代文化融合使命，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文化记忆的社会联动效应，推动文化繁荣，自动提取文化元素，实现历史文化材料重构，履行新时期的文化发展使命，建立全新的文化记忆点。

　　作者：胡琴，湖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 2021年度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叶祥添儿童文学作品的中国文化书写研究”（编号：21Y15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