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鸿鑫

　　漫步在上海的一些街区，仿佛总能看到“国歌之父”田汉伏案写戏的身影，他与上海的情谊可谓深厚。长乐路、富民路交会处的街心花园，青松环抱、鲜花簇拥着田汉的铜铸坐像；附近的永嘉路上有他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的旧址，斑驳树影下恍惚现出他与同道们在此思想交汇的场景；而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始于斜土路片场、大部分场景在荆州路完成，这部影片还孕育出了《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一生的创作十分繁富。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又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感觉敏锐、才思横溢，善于观察生活并抓住生活中的鲜明形象。他的不少剧本中有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从中加以概括、提炼，构成富有特色的戏剧情节和场景。

　　初稿完成于1920年的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被田汉称之为“出世作”。作品描述天真纯洁的咖啡店女侍白秋英被人骗取了爱情，愤怒地把对方送来的钞票与情书一起付之一炬；另一名主人公是男学生林泽奇，他因不想与不爱的女子订婚而日夜苦闷彷徨，经常到咖啡店消愁。林泽奇和白秋英同病相怜，两人结为兄妹，在人生的“大沙漠”里一同前行。

　　这应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描写咖啡店的戏剧作品。剧中虽然没有点明咖啡馆在哪座城市，但想来应该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最早出现咖啡馆的城市，上海的咖啡馆与时代的摩登氛围和文学文化构成了依存关系。承载着现代性和都市精神文化的咖啡店与传统的婚恋故事并不具有性质和意义的同一性，但田汉的作品将内质不同的二者联结在一起，使新的意义得以浮现，构成了摩登与保守并存、现代性和封建性杂糅的过渡性社会。作品的许多素材来自现实生活，林泽奇的原型就是田汉的好朋友李初梨。李初梨当时也怀有一腔既热烈又感伤的情绪，经常在东京本乡和神乐阪一带的咖啡店中或热辩或哀歌。多年以后，田汉在谈到《咖啡店之一夜》这个剧本时表示，他认为之前的《梵峨璘与蔷薇》是缺乏现实性的作品，但是作品“在‘少年中国’发表也曾引起一些反响，这鼓励了我，才继续写以李初梨兄的经验做题材的《咖啡店之一夜》”。《咖啡店之一夜》中也有田汉自己的身影，林泽奇的好友郑湘基规劝其结束颓废生活，郑的观点也代表了作者的立场，认为青年要走出颓废、走向奋斗。

　　写于1927年的《名优之死》也有生活原型。田汉想写戏曲艺人的生活，最初是读了法国诗人波特莱尔写的关于某丑角名伶倒在台上的散文诗而受到触动，后来他又听闻了著名京剧须生刘鸿声的故事。刘鸿声先为谭鑫培、孙菊仙配戏，后来自搭戏班并改演老生而唱红。他嗓音清亮甜润，唱腔刚劲而婉转，自成一格被称为“刘派”。然而，他最后到上海唱戏时已不走红，他演出时剧场总是坐不满。有一次唱双出好戏时，第一出戏演完了，他换上衣服等第二出戏时，掀开门帘望了望台下，只见观众稀稀落落，不禁长叹一声，就这样坐在衣箱上死了。田汉曾说，《名优之死》中的主角就是以刘鸿声为原型的。而剧中的旦角刘凤仙、丑角左宝奎等也是根据田汉在自己戏剧生涯中所熟悉的人物改编的。所以这些人物都被刻画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当然，作者并没有照抄生活，而是对其进行了提炼和丰富。田汉在剧中设置了一些代表社会恶势力的角色，以此表现旧社会戏曲艺人的悲惨命运，同时又反映了被压迫的人民对旧社会的仇恨，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名优之死》是田汉在“南国”时期的代表作。“南国”艺术运动由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徐志摩、周信芳等发起，从1924年1月开始，历时6年多，以独特的精神面貌和创新精神，在戏剧、电影、美术等多个艺术领域进行先锋式探索。他们创办《南国》半月刊、创建“南国社”并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在杭州、南京、广州等地巡演等，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1928年4月，田汉率领南国艺术学院的师生五十余人从上海去杭州旅行演出，男同学都穿西服、打蓝色绸领结，女同学都戴米色绸围巾。到杭州之后，各界纷纷邀请他们演出，但因受到当局阻难，几经周折才得以登台。当时他们住在西湖畔的李公祠，一天夜晚众人在住所排戏,忽然有人高喊：“鬼！鬼！”鬼没有见到，却吓坏了女演员王素，那晚田汉只得与演员唐叔明一起在住所陪着她。

　　正是这个插曲，启发田汉写了又一出探讨爱情和艺术命运的戏。田汉他们在杭州期间，租了一条湖船在西湖上荡漾，田汉与王素、唐叔明、孙师毅、顾梦鹤等人一起，一瓶酒、一把提琴，在春雨如帘的西湖里一边写剧本一边排戏，终于写成了《湖上的悲剧》。这个故事由一个“闹鬼”的故事讲开，描写了白薇与诗人杨梦梅的爱情故事，但俩人阴差阳错没能在一起，白薇在与爱人重逢后开枪自杀。作品试图显示灵与肉得不到协调，理想与现实永远对立的意蕴。王素扮演白薇，因为王素喜欢吃笋，戏里就有了“我们小姐是最爱吃笋的”这句台词。这出戏很明显是田汉从生活中得到灵感触发，即兴创作而成的，他说那是反映他当时内心世界的一首抒情诗，“什么都有浓厚的我自己的色彩”。

　　杭州演出后，南国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回到上海。王素因足疾住进医院动手术，田汉经常在学校教课的归途中看望她，在病房里遇见王素的姐姐，姐妹俩给田汉讲医院里的情况和她们自己的故事。那家医院对病人很不公平，许多穷人有病得不到医治，而另一些人根本没有什么大病，只为享受护士们的照料而不愿出院。讲者无意，听者留心，就在王素出院时，田汉已经构思好了剧本《第五号病室》。1929年7月，在他们赴南京演出前夕，田汉写成了第一幕。第二幕是在南京第一公园的树荫下吹着清晨的凉风写的。第三幕则是在韬园茶亭的公演办事处写的，有时环境实在嘈杂，田汉就在秦淮河叫一条小船渡到对面的藕香居去写，而王素、杨泽衡等几位演员在河这边等，当听到田汉写完了，他们都隔着岸拍手欢呼呢。《第五号病室》的故事真是“登场者皆病人也”，黑暗的社会如同一所不合理的病院，剧中人物用消极的自杀方式提出改造社会的要求，作品通过揭露旧社会的黑暗面，指出不合理的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

　　田汉的创作思想是比较复杂且经过“转向”的。他20世纪20年代的创作可归为“浪漫主义时期”，作品主要是流露感伤愁绪的话剧以及表达“艺术至上”“灵肉调和”之思的剧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则归为“革命浪漫主义时期”，作品转向为带有无产阶级革命色彩的话剧以及表现抗战时期民众生活的剧作。

　　从上面几则创作轶事中可以读出田汉的创作特质：他善于观察生活，善于从生活之树上采撷材料，在自己生活经历、见闻和体验的基础上加以生发、想象、虚构，以此构成完整的戏剧情节，塑造出具有社会意义的艺术形象；其次，他注意积累生活素材，又熟谙戏剧创作的艺术技巧，因此写作时得心应手，往往是即兴而作、一挥而就。如他所说：“所谓新罗曼主义，便是想要从眼睛看得到的‘物的世界’，去窥破眼睛看不到的‘灵的世界’；由感觉所能接触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觉的世界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