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余光

　　我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曾给本科生开设“中国文化史”选修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刘洪权在武大历史系读本科，他选学了这门选修课，我们由此而熟悉起来。1997年，他考取了武大图书情报学院的硕士生，我是他的指导教师。研究方向是民国出版业。他还没毕业，我调至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任教。2000年，刘洪权又考取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攻读博士学位，我仍是他的指导教师。研究方向仍是民国出版业。他选择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并于2003年顺利毕业。2009年，他从安徽教育出版社调往安徽大学任教。2013年，他的《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研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在，结项成果即将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研究》，刘洪权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

　　“思想与政治、社会、教育、出版、风俗、制度之间，是一种佛家所谓的互为因缘，或是用诺伯特•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的话说，是一种“交互依存”( interdependence)关系。” 近代西方文化的挑战致使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严重的危机。在这一历史情境下，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联系起来，也关涉到现代民族国家及文化之创建，因而成为一个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的研究问题。综观这部著作，我认为有下列几方面的学术价值。

　　首先，对民国古籍出版做了系统的梳理。民国时期刊印古籍不仅有以商务印书馆等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还有浙江省立图书馆等社会机构，同时刘承干等著名私人藏书家也致力于翻印珍稀古籍。三个系统构成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内容生产者。论著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详尽叙述了民营出版业、图书馆、私人藏书家的出版活动和各自特点。作者从现代印刷技术的输入与古籍出版、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流程与形制、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物研究，这三个方面阐释了民国古籍的生产技术和装帧形式、出版物数量与类别，勾勒了民国古籍出版物的内涵与特征。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以民营出版业为主体，论著中对古籍出版的读者与市场、图书发行模式的现代转型、古籍出版的营销宣传与发行方式的研究，从古籍市场与读者群体的角度来论述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业兴盛的深层原因。上述内容论述了民国时期古籍从生产到消费的完整流程，解剖了民国古籍出版业的产业结构，呈现了民国古籍出版业的运营机制，为研究民国出版业的知识生产机制提供了一个样本，对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其他图书板块如新文学出版的研究也有借鉴的价值。

　　其次，阐述了民国古籍出版的文化贡献。近代新旧文化、中西文化交汇，社会动荡剧烈，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固有文化陷入了巨大的困境。甲午战争之后数年的1898年，张之洞所著《劝学篇》中就写到，“尤可患者，今日无志之士本不悦学，离经哗道者尤不悦中学，因倡为中学繁难无用之说，设淫辞而助之攻，于是乐其便而和之者益众，殆欲立废中学而后快。” 清末出现的文化认同危机延伸至民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顶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受到社会大众的质疑，作为中国文化标志和象征的古籍也是命运坎坷，散佚与外流情况相当严重。同时文化是立国的根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需要国内民众的传统文化认同，而作为文化载体的古籍成为培育民众文化认同的主要媒介。因而，影印古籍传播流通，在中国文化传承及构建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政治功能。论著对民国时期文化、国家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古籍出版在文化、国家及社会转型的功能与作用做了重点研究，认为民国时期民营出版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家等机构与个人，刊刻的大量古籍，使得传统文化在西化思潮的冲击下，得以流通延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传承、民族国家的建构、华侨的文化认同与华人社区建设、图书馆与私人藏书建设、现代学术的进步以及当代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上述论述关注了古籍出版与民国时期文化、政治、学术的互动关系，并将研究范围伸展至当代出版业。虽然古籍出版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牵连的领域广泛，难度颇大，但作者宽广的研究视野，开拓了出版史研究的范围，所阐释的民国古籍出版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所作贡献的研究，是一种开创性的尝试。

　　再次，对新的研究方法的吸收与运用。近年来，出版史、书籍史、阅读史研究受到出版学、图书馆学、历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涌现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出版史研究突飞猛进的原因之一，是众多学者越来越注重国外出版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与运用。如20世纪后半叶在欧美学术界逐渐兴起，20世纪末期引入中国的书籍史理论，已经成为出版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这一理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献研究樊篱的基础上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互相关系。它是统合关于书籍的各种研究——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的全面的历史。书史不仅是这些局部或侧面的集合，更因为把它们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富有更深广的内涵。 书籍史理论启发作者不仅要研究民国时期古籍的编纂、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并且要从更为宏大的社会视角如政治史、经济史与社会史来解释古籍出版。这样才能厘清古籍出版自身的历史，并以其来理解社会整体的历史。

　　又如现代化理论。论著所研究的民国时期古籍出版，处在中国由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转型的基本趋向为重建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即现代化。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诸领域如民族国家的建构、教育的普及、经济领域市场机制的建立、现代交通的发展等，作为出版业生存的社会场域，决定了现代出版业的诞生与发展。古籍出版的诸多特征如机械印刷、图书市场、书籍品种、营销发行、传播接受等，为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趋向所决定。

　　上述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不仅体现了作者的理论自觉意识，更为作者考察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现象提供了有效的研究工具，书中对民国古籍出版与流通机制、古籍出版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走向等问题的探讨，就来自于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合理使用。

　　最后，对民国古籍出版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历史资料的收集、考证和整理，是史学的基础性工作。近代出版史为近代史领域的一个分支，自然也遵循史学研究的规律。前贤指出，“近代治学，注重材料与方法，而前者较后者尤为重要。徒有方法，无材料以供凭借，似令巧妇为无米之炊也。果有完备与珍贵之材料，纵其方法较劣，结果仍忠实可据。” 作者在蒐集史料上用力颇勤。民国古籍出版的直接史料，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的营业书目，《四部丛刊》等古籍丛书的预约发行样本，民国出版的古籍实物等；民国出版人物的文集、日记、年谱，如《张元济全集》《胡适全集》《应修人日记》等文献资料，相关人物和出版机构的研究论文和著述，以及民国时期教育、交通等跨学科研究著述，作者均有长时期的搜求和积累。文献资料的齐备是研究水准与质量的基本保障。

　　民国时期古籍出版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它需要研究者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学术修养，及现代中国文化建构、民族国家创立等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沉淀。以此标准衡量，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研究仍然是一个空间广阔的开放性课题，我期待作者新的探索与发现。

　　2021年8月28日于京郊

　　作者简介：王余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监事长、阅读推广委员会顾问、全国图书馆学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