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辉

　　中国国家博物馆历时近一年筹备的“数说犀尊”展览正在展出，备受关注。它以数字化手段全方位解读一件文物，这便是国博的代表性文物——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这件犀尊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究竟特别在何处？古物中又有多少“灵犀”？

　　——编者

　　2000多年前的窖藏珍宝，成为实用青铜酒器的绝唱

　　在中国古代璀璨夺目的青铜文化中，艺术珍品数不胜数。尤其是动物造型的器物，更是以惟妙惟肖的造型和精美绝伦的装饰令世人赞叹不已。而在众多的动物造型器物中，西汉时期的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无疑是集写实与华美于一身的青铜精品之作。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的这件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呈昂首伫立犀牛形，犀尊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犀尊通体饰细若游丝的金色和银色云纹，使质朴无华的犀尊，华美无比，熠熠生辉。云纹的制作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错金银工艺。这种工艺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具体做法为：先将图案绘在已铸成型的铜器表面，然后用利刃刻出线槽，再把捶揲好的金丝和银丝（或片）嵌入线槽，最后统一打磨平整。正是由于错金银工艺的加持，才使这件犀尊身虽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侵蚀，依然焕发古朴厚重与精致华美的双重气质。

　　1963年，陕西省兴平县吴乡豆马村的村民在用锄头取土时，意外挖破了一只灰色大陶瓮。这件惟妙惟肖的犀尊就出现在这只陶瓮中。当时，人们在犀牛背部的盖内发现了包括铜镜、带钩、锉刀、花贝在内等17件其他器物。由于这些器物大多为西汉时期的典型器物，有鉴于此，专家认为该窖藏的埋藏年代为西汉时期，故将犀尊的年代估计为西汉时期。也有学者认为，犀尊的造型、纹饰和制作工艺，与战国晚期的一些文物很相似，其为战国遗物的可能性很大。由于在该出土地点周围并未再有其他考古发现，因此专家推测犀尊有可能是因战乱或其他缘故而被仓促掩埋至此，而根据犀尊的纹饰、功能等信息，专家将其命名为“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犀尊出土后，经茂陵文管所等部门辗转保管，最终在国博落户安家，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

　　这件犀尊的功能是什么呢？其实，根据定名“尊”就可判断其为盛酒器。一般而言，大型或中型广口有肩的圆形或方形容酒器称为尊。古代的尊多为陶质和铜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了一些体型硕大的陶尊，考古学家们在个别陶尊内部检测出类似酒的白色沉淀物。种种证据均显示陶尊应是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酿酒时使用的一种用具。

　　青铜质尊于商代早期出现。商周时期多流行动物造型的尊，又称“肖形尊”，有羊尊、牛尊、象尊、豕尊、驹尊、兔尊、鸭尊等多种形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四羊方尊，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者。此器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于庄重中透出动感，精美绝伦。

　　与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造型相近的青铜犀尊，是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小臣艅青铜犀尊。此尊相传其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在山东寿张梁山出土。小臣艅犀尊体态丰腴，四肢粗壮，吻部前伸，后背开口，光素无纹，造型逼真。内底刻铭文27字，记述商王赏赐小臣艅的事情。“艅”是担任“小臣”这一官职的人名。艅因有功受到商王的赏赐而感到荣耀，于是作犀尊以纪念。因此此尊被定名为“小臣艅犀尊”。

　　秦汉时期，肖形尊虽已不大流行，但仍为人们喜爱。此件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的背部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尊腹中空，可以盛酒。使用时，可以将盖子打开，用勺子从中挹取酒浆；此外，在犀口右侧有一根管状的“流”。当握住犀尾轻轻抬起犀尊时，尊腹内的酒液便可缓缓从圆管流出。

　　秦汉以后，陶尊和青铜尊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瓷尊渐渐流行起来。至于宋代，瓷尊除了用于盛酒，也作为陈设用器；元代以后，尊基本上已经没有实用功能了；明清时期，瓷尊的形制越来越多，有观音尊、苹果尊、太白尊、凤尾尊、石榴尊等，均为陈设用瓷。

　　历史上的“尊”经历了陶质、青铜质、瓷质的演变，其从实用酒器变为礼仪用器，随后又演变为摆件，现在已经完全退出日常生活。而这件工艺精湛的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可谓实用青铜酒器中的绝唱。

　　古物中“灵犀”的变迁，暗合古代犀牛由盛而衰的发展史

　　无论是光素无纹的小臣艅犀尊，还是精致华美的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古代匠人对犀牛这一动物形象的刻画无疑非常成功。这说明至少在秦汉以前，人们是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接触犀牛的。如果没有亲眼目睹和细致描摹，匠人们不可能将犀牛的骨骼、肌肉和体态呈现得如此完美。

　　根据犀牛的双角造型判断，小臣艅犀尊、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的原型均应为两角的苏门答腊犀。

　　目前，我国境内的野生犀牛已基本绝迹。但据孙机、冉万里等先生的考证，在古代中国，从史前至隋唐时期，我国境内一直有犀牛生存，只是由于气候变化和肆意捕杀等原因，使犀牛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以至丧失。

　　明清时期，《三才图会》和《坤舆图说》等文献对于犀牛的刻画已离真实的犀牛形象相差甚远，这表明犀牛这种曾经在中华大地成群繁衍成长的古代巨型动物已基本消失于人们的视野和脑海中。

　　与古代犀牛由盛而衰的发展史相一致的是，以犀牛为原型的古代器物的演变也经历了由华美写实到粗简概括的发展历程。

　　犀牛在古代被视为祥瑞之物，因此其成为古代装饰和造型艺术的重要题材之一。在隋唐之前，不乏犀牛题材的器物珍品，尤其是在战国秦汉时期，涌现出很多青铜质地的犀牛造型器物，令人啧啧称奇。

　　战国秦汉时期，伴随着思想观念的更新，商周时代那种浓重的礼制思想不断式微，这导致了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由神秘繁缛向灵活生动演变的审美风尚。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灵动写实的动物雕塑制品，大名鼎鼎的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与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艺术风格类似的犀牛造型制品还有：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陵出土的错金银青铜犀屏座，四川昭化宝轮院秦汉时期船棺葬中发现的错金银犀形青铜带钩以及江苏盱眙江都王陵出土的鎏金青铜犀牛等。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错金银青铜犀屏座为屏风的附件，犀牛背部有銎口，用来嵌插屏风的木榫。此犀身躯肥硕，两耳侧立，双目圆睁，头顶、额、鼻各有一角，昂首挺立，长尾挺直，气宇非凡。通体用金、银宽双线错出黄白相间的卷云纹，既简约又华丽。

　　国博藏错金银犀形青铜带钩呈犀牛形，犀牛体型健硕，鼻上有双角，前角长且弯曲。犀牛鼻端伸出一柱形钩喙。通体用金银错嵌出云纹和杏叶纹，用以表现犀牛皮肤的褶皱，线条流畅，纹饰绚烂，极富艺术表现力。此件带钩为古代巴人制品，造型独特，惟妙惟肖。

　　南京博物院藏鎏金青铜犀牛通体鎏金，犀身肥硕，四足粗短，口部微张，双耳竖起，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矿物，整件器物比例协调，写实性极强。

　　除了青铜质犀牛器物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件可能与蜀守李冰治水相关的文物——石犀。这件出土于成都天府广场的石犀为红砂石质，体量巨大，整体雕刻风格粗犷古朴。石犀作站立状，躯体肥硕，四肢粗短，五官刻画清晰，下颌及前肢躯干部雕刻卷云纹。西汉扬雄《蜀王本纪》云：“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犀牛里。”这件石犀的出土，表明了古人犀牛镇水的思想。此后，几经演变，石犀牛慢慢又由石质改为铁质，大量地被运用在民间的水利工程中。尤其是到了明朝，许多铁犀牛铸造出来后，被摆放在黄河岸边，以镇水患，以此表达人们远离水患的美好祈愿。

　　隋唐时期，最为著名的犀牛造型器物当属原置于唐高祖李渊献陵前的石犀。此石犀系由整块巨石雕刻而成，通体布满整齐的鳞甲纹，作缓步走动姿态。石犀鼻上有一像肉瘤似隆起的犀角，脚上有三趾，颈部雕刻层层叠叠的褶皱，显得十分生动。根据铭文可知，此石犀是当时为了纪念外国献犀而专门制作的。值得注意的是，从形象看，它是独角的，与双角的苏门犀不同，可能是爪哇犀。

　　除了体量巨大的献陵石犀外，犀牛形象多出现于隋唐时期的铜镜、银盒、瓷枕等小型器物之上。如上海博物馆藏唐代双犀葵花铜镜，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鎏金犀牛石榴花纹银盒以及陕西铜川黄堡窑出土的三彩犀枕。而这些小型器物上的犀牛形象与献陵石犀相比，已有些失真，如双犀葵花铜镜上的犀牛的额角竟被工匠移至头顶去了。如此“败笔”反映出唐时，一般人对犀牛的印象已十分模糊。

　　宋元明清时期，除社会上层和专业人士外，一般百姓对犀牛已无多少认识。除了历代用于镇水的铁犀外，犀牛造型的器物基本不见于世。由于当时的一些医学家认为犀角具有药用价值，可以清热解毒、止血定惊。进口的犀角大部分供药用外，少部分的犀角用于制作工艺品。犀角制工艺品多为犀杯。犀杯制作的原因一方面与当时的审美趣味相关，如李渔《闲情偶寄》中记载：“富贵之家，犀则不妨常设”“美酒入犀杯，另是一种香气”。另一方面与犀角的形态相关。天然犀角形若倒扣的一朵牵牛花，“花”根部分呈蜂窝状，绽放的“花”部中空，依形制器，甚为讨巧。国博藏清仙人乘槎犀角杯和清教子升天犀角杯，也是犀角杯中的两种经典造型。这两种犀角杯虽然保留了酒杯的形制，但其应是案头赏玩之物，不是实用之物。

　　当我们在国博展厅欣赏到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等器物时，应该感谢古代那些杰出的工匠将犀牛等珍贵动物的形象以如此生动的方式永久保留下来，同时我们也应深刻地警醒自己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