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非

　　阿拉伯哲学家、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生活在14世纪的北非，曾亲眼目睹帖木儿的突厥大军席卷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在他著名的《历史绪论》一书中，他提出了某种历史循环理论——每隔几代人，所谓的文明人就要被那些野蛮人所征服，但是随着这些野蛮人适应了城市生活，于是就会腐化堕落，又将遭受到新野蛮人的攻击。他显然更欣赏野蛮人，说道：“那些生活艰苦的沙漠民族，他们的身体要比生活安逸的城市居民强壮，他们的肤色更健康，道德更高尚，体形更俊美，思想更纯正、更敏锐。”

　　赫勒敦的这个想法并非原创。说到底，墙，作为文明的象征，同腐化、堕落、软弱和封闭联系在一起，其实一直与人类思想相伴始终。原因一目了然——人们肉眼可见，所有的墙，无一例外，都有覆灭的一天。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在中国北方的荒漠大山中、在不列颠北部的森林与沼泽边，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城邦与帝国花费无数血肉、财富与时间，建起一条又一条或高大，或绵长的墙，企图把野蛮人挡在另一边。时间流逝，数十年或百年间，这些愿望尽成泡影。中国古代儒生苦口婆心进谏君王，社稷稳固“在德不在险”，不全然是儒家矫情讲礼。要规范社会，光靠墙不行，墙会塌，守卫城墙的军人会弱化，这是一代又一代的历史教训。

　　对墙的否定，间接也代表着对墙外人群与社会的欣赏。人类学家列夫·古米列夫认为激情而非文明才会带来社会的蓬勃发展，而激情则主要是那些野蛮人的特征。本书作者大卫·弗莱却对这种逻辑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墙内人对墙外人的一种“原始主义”艳羡，是生在福中之后的过度反思。

　　在对墙的认知上，大卫·弗莱的基本判断很清晰——“墙的诞生让人类社会走上分化的道路，一条通往自我放纵的诗歌，另一条通往沉默寡言的尚武精神”。基于此，在墙与非墙之间，大卫·弗莱很明显是站在墙（即文明）这边的。比方说，他描述中国文学对长城的厌恶与反感、对君主压迫的憎恨，都来自于建墙之劳苦，皇帝必须化身暴君才能完成此项任务。其实这么说也有些过分了。有些人对“蛮族”的欣赏是因为受到了“高贵的野蛮人”这一观念的蛊惑，但人们对墙的厌恶也不全来自对劳苦的憎恶，或对质朴、激情与道德的渴望。美国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指出，国家的产生往往来自于封闭的地理、社会和经济空间。而国家一旦产生，在向外扩展时，也有再造封闭空间的冲动。如果没有天然条件做配合，那就要创造人为条件。而墙，就是这种人为条件。《汉书》中，当匈奴单于要求向汉朝内附为汉朝守边时，汉元帝是如此回复的——“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换句话说，至少在汉代，墙兼具防御与禁锢、规约之用。所以，作者只把墙的防御功能拿出来为墙辩护，肯定是太偏颇了些。

　　当然，大卫·弗莱并没有彻底忽视这个视角。本书的前四分之三自史前时代一路讲到近代早期各地的文明筑墙行为。在书的最后一部分，则是在说各种防御墙是如何在近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传播中被消解的，人们在现代又因为何种理由而重建各种墙。本书叙述框架简单易懂，阅读体验极为流畅，但总体来看，若作者能在历史故事的叙述细节上再作些充实，当能更佳。因此，与其说这本书是一部文明史，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篇长篇历史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