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君

　　大唐宝历元年（825年），身在江南的白居易写下了《霓裳羽衣歌》，再现了长安宫廷的乐舞场景和他对京城的鲜活回忆：案前舞者颜如玉，不着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千余年后，我一边乱翻书，一边追随他的目光，不仅感受到了他对回归长安的渴望，还意外发现唐人审美的多种意象，或者说唐朝的风尚标，竟然都藏在这首诗里。

　　风舞云裳：

　　唐代丝绸与时尚

　　美国学者陈步云的新书《Empire of Style：Silk and Fashion in Tang China》有一个诗意的中文名字：“唐风拂槛”。这本书的主题是唐朝的丝绸与时尚，核心观点为:时尚是唐人生活的中心，因为这一王朝将衣着置于经济和道德价值结构的中心。

　　这本书的立论与将时尚归于现代性的研究分道扬镳，关注点集中在衣着和装饰对于制作者、穿戴者、观赏者和记录者的意义构建，用作者的话说是一种“审美游戏”。这不是常见的性别史或者服饰史的研究，而是一种基于历史学的跨学科综合研究。

　　其中，女性丝织品作为风尚手段,尤为引人注目。白居易诗中“不着人家俗衣服”、身穿“虹裳霞帔”和“罗绮”的舞女，甚至已经成为长安的特定意象，在诗人脑海中挥之不去。不过，陈步云在这本书中谈论的远不止女性的丝织品这种在现代人眼中可能最具代表的时尚审美对象。那么，其所谓的“帝国风尚”又指的是什么呢？

　　作者将时尚的变化视为阐明着装行为如何成为国家生活记忆的众多事件的组合。首先是唐朝的文化和地理扩张为这一盛世的时尚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原本生活在腹地的男女可以接触更加丰富多样的物质世界。不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时尚观念变得截然不同，极尽华丽的丝绸材料和流行风尚让位于屡屡推行的禁奢令。在这些变化的政治、社会条件中，如何透过纷繁的现象看透唐人的时尚本质呢？

　　在本书看来，禁奢令并非禁止全部人的奢靡之风，有财力者越来越容易买到奢侈纺织品，而朝廷出于维护等级差别和垄断关键物质资源上的考虑，便影响了鼓励制作简单纺织品的这种取向。唐朝皇帝们一面倡导禁奢，一面大兴土木、举行盛大宴会的“双标”做法，其实揭示了无论是天子还是庶民，在参与审美游戏、追逐时尚的过程中都无法抗拒华丽丝绸的诱惑。

　　该书吸引我的还有两点：一是注重从文本到图像对唐代时尚的呈现，壁画、陶俑的运用直观地将我们带回唐朝情境中；二是关于入时男子和女性的时尚观察，具有性别史的理论底色。

　　当然，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作者十分熟悉唐代丝绸生产，专门有附录介绍丝织品知识，大量的出土实物照片也颇有视觉冲击力——例如法门寺展出的保存大体完好的武则天绣裙。白居易诗中那些风舞云裳的身影，就凝固在这些文物上，呈现着长安的回忆。

　　金银之美：

　　唐代器物的欧亚时尚

　　长安的风雅女性，大多随身佩戴一种金银制的香囊，设计精巧，内含燃烧的香料，暗香袭人。其实，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和使用，发展到一个空前繁盛期，高层人士的时尚审美之一就是用这两种贵金属制作纹饰精美的器皿。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新版刊行，经典重读，在今天唐代考古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又有新的感获，特别是把金银器纳入审美意象，围绕长安回忆，就有了相当不同的唐代时尚感。

　　唐代以前中国内地并不盛行金银器，唐代国力兴盛带来的开采矿业、技艺提升和域外交流等，促使金银器皿猛然间成为雅贵人士的独有审美品，陕西西安出土的金银器最为丰富和集中又说明长安作为时尚之都的地位。不可否认，唐前期金银器的流行，是与胡风盛行有密切联系的。唐朝胡汉文化的融合、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为此提供了欧亚风尚源泉。

　　其实早在中国古代早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系统本就盛行金银器，而且主要是人身装饰，如耳环、项圈、发笄，以及马具。白居易诗中的“步摇冠”其实就是慕容鲜卑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许多悬垂的小金片随步晃动，摇曳生姿。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考古发现表明，金步摇或可以说是一种东亚共享的时尚。

　　本书强调，欧亚的风尚还可以在中国出土的来自粟特、萨珊、罗马-拜占庭三大系统的金银器皿上捕捉到。更重要的是，唐代中国的审美同时也对西方金银器产生了不少影响，特别是粟特银器的形制、纹样中出现了中亚、西亚难觅源头的唐代风格。作者举例甚多，以撒马尔罕、片治肯特壁画中的女性发笄、女乐舞、女侍形象与唐代壁画的高度相似度给人印象最为深刻。

　　唐代后期，和华丽昂贵的丝织品一样，金银制品开始在宫廷以外的京外各地盛行，南方节度使们向长安进献的金银器存世特别引人注目，铭文记事者也随之增多。这些由长安以外的财富集中地运往长安的金银器，不是生活中常见的物品，而主要用于赏赐和珍藏，而通过藩镇官府和私营作坊之手，这些金银器所具有的欧亚风尚，也为后世保存了一段特殊的长安记忆。

　　天空的玉座：

　　长安与世界

　　渡边信一郎有一部名作《天空の玉座》，主要探究中国古代帝国在朝政会议、元会仪礼等大型盛典中凸显的帝国秩序。这种秩序的集中展现便是都城长安及皇帝居住的宫殿，它象征着人间的紫微宫，世界仿若围绕长安及居于其中央的天子运行不息。

　　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更是将焦点对准长安城本身——唐朝审美的视觉集中地，从帝国营建都城及其彰显的政治文化等进行剖析。长安城与白居易诗中提到的另外两个审美意象金银与服饰，都已然是长安记忆的共同组成部分。

　　长安是唐代中国人的时尚之都，这层意义唐史学者业已从多个维度皴染摹画。不过，妹尾达彦这本书的意涵揭示了另外一个层面更为宏大的风尚。欧亚大陆的东部、中部、西部，在8-9世纪同时出现了三座世界城市，人口激增，信息聚集，文化灿烂。世界城市这种人类审美和文明构建的集中表达，就是一种更大的风尚载体。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横跨两片海洋和两块大陆的都城，改造自希腊人的旧港口。巴格达，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新建的圆形都城，融合了阿拉伯和波斯两大文化的理想都市。长安，浓缩了隋唐王朝价值观的宏伟都市，“将欧亚大陆东部的古典文化（汉文化）都汇集于此”，与君士坦丁堡不同而与巴格达相同的一点是，它是由帝国缔造者创建的理想型城市。

　　长安城作为一种整体的审美意象，首先是其方格棋盘式的布局，也就是城坊制，其次它的整体设计使其具有宇宙之都的意义，特别是大明宫对于天上神仙境界的模仿。无论是儒教的秩序视觉化，还是道教的仙境模拟，抑或佛寺遍布的景象，都在指向一点，那就是长安城是中国人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的最高审美意象之一。

　　人类的审美风尚并不是只有衣着、装饰、生活或文化用品，居住的城市特别是巨型帝国的都城，更是一种审美风尚。妹尾达彦没有在《长安的都市规划》中提到这一点，不过我读他的另一部《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高兵兵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现“东亚都城时代”这一概念的论说中已涉及长安城的营造风格对周边世界的强烈影响。当时，将长安的这种独特审美风尚照搬到各自都城的至少有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以及海东的日本、新罗等国。今日到访日本京都，不难发现其缩微长安的底色；参观黑龙江渤海上京城遗迹，现代设施掩映之下，也依稀可见一座塞北小长安的规模。

　　其实还要算上北京城，著名的“汗八里”。忽必烈在草原与中原交汇并毗邻海洋的地带，重建了一座既符合《周礼》理想，又兼容大唐长安城格局和草原风格的大都，一举超越了哈拉和林或汴京、临安等旧都。明清皇帝们对北京城继续承袭和改建，实际上保留了又一座帝制晚期的棋盘式都城，我愿称之为“长安2.0”。

　　帝制中国两千年，前半段大体以长安为都，后半段大体以北京为都，偶尔有洛阳、南京等陪衬竞争，但主脉不变。妹尾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大型帝国兼跨北方草原游牧地区和南方中原农耕地带，北京和西安恰好位于二者交叉形成的半月形地带上，中央帝国之都必然要位于万朝辐辏之地。

　　这是天空的玉座、人间的紫微、帝国的审美和理想。

　　回望大唐创造的盛世辉煌，唐人审美的高度的确令后世赞叹不已。汇聚了唐朝之美的长安已成记忆，那种璀璨绚烂之美，随着唐风的吹拂，从白居易诗中的霓裳羽衣舞者身旁滑过，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黄金器皿纹样中闪过，在环绕唐朝的广袤世界飞过……唐人的审美意象和长安映像远去了吗？不，这三部有关大唐之美的学术作品，无疑又把我们拉回到唐朝。掩卷四顾，无字碑、华清宫、大雁塔、颜柳的书法、李杜的诗歌、太宗的骏马，他们始终都在，始终都鲜活啊！而精彩的学术，会给我们一双重新发现美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