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之“物”的文化性

　　王国伟

　　最忆是江南，我们忆的路径在哪里？以环太湖流域区位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历史上先进的生产方式，总是伴生着高品质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方式，最终形成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共同体和家园情怀。我们今天十分迷恋的江南文化，其丰厚的底色，也就是沉淀在高品质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方式，并在不断的演进中，形成高度审美，最终建构了人们共同的心理认同和文化归宿。

　　作为精神性导向判断的文化方式，文化传承与认知，需要依赖对接历史与现实的媒介，这就是可视、可感知、可触摸、可转化的“物”，在物中搭建链接历史与现实的场景力。千百年来、特别是明清时候的江南地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文化的“富矿”，丰厚的“矿物质”在我们实感中，沉淀为我们今天还能直面的各种物。显然，丰富的生活是由“物”构成具体内容的，人们带着各自的文化认知和艺术发现，不断使用并创造出物。“物”的进化历程，就是不断叠加与沁入人们审美感知的过程。格物致知，对物的抚摸、关注与审视中，“物”就有清晰的生活遗留的痕迹，具有了生命延续的温度，浸透着深厚的审美信息，透泻出丰富的生活质感。

　　“物”的创造过程，始终与人们普遍的知识汲取活动互为因果。连续的时空运动，物始终呈现其鲜活的特性。因此，物的证据、证物、证美价值，就能连接起一个个生命的链条与基因密码，把具体的、个体的人创造的价值无限延伸，进而成为抽象化与精神化的“物”。物也就从使用对象走向了审美对象，成为文化的“物”。此时，“无生命”的物替代了人，人性的“物”和“物”性的人，深度融为一体，物就成了文化的表达对象。

　　那招人喜爱与近乎迷恋的江南之“物”，有哪些文化调性和审美特征呢？

　　遮与不遮：玩味江南美学

　　作为江南“物”的最高形态之一的建筑、园林，是典型的人工化的空间之物。“真自然与假山水”，是江南文化中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高度结合的通俗表达，也是超然与世俗融合最为紧密的空间设计理念的实践成果。人为创造的空间，是安放身体的地方，满足私人化、性别化的空间功能定位，创造身体性感受的和谐，就越过了物理空间物的属性，直面“遮蔽与打开”的哲学人生命题了。“真自然”是物理世界，是我们生理性观看的对象，受到视网膜观看的限制，是有限的观看。而“假山水”则是精神挪用并投射到物质上，去突破物理空间对自然的遮蔽，是无限的观看，这种观看能打开我们内心世界的感受力。在江南建筑园林的空间安排上，实的材料与虚的空间巧妙布局，设计分寸感的高度把握，创造出普遍意义上的文化编码。引入自然、挪用自然、创造自然并重，破界也就在立界之中。

　　“镜中月与人中物”，是空间关系场景美学的点睛之笔。建筑是人与物构成的场所，其内部是组成具体生活内容的空间实体，而特意设计的窗棂、庭院与回廊，就是突破实体边界，导向更广更远的虚体的通道。这个通道既能接纳外面日月山水参与对内部生活空间意境的建构，成为人的心灵活动对象，又能让人在内外空间中有序地来回穿梭，创造出丰富而不同的体验转换。“镜中月”是人的经验与自然对接，“人中物”则是人对物的隐喻性感受。山水画正是这种体验的外化，写实与留白同构，也就代表着中国山水画的最高意境。

　　古典的物中往往充满着原始现代性的基因。越古典越时尚，这是“物”创造和进化过程中的辩证法。“遮与不遮”，既是生活现象，更是文化判断。屏风作为可移动的遮蔽物，因为脱离了对建筑的依附，可独立摆放后，超越物理层面的遮蔽，成为意义表达、艺术实践的重要对象。对元素和概念的任意有机提取，图案、器型、场景都成为屏风表达的资源，屏风+艺术判断=主观动机，充分呈现出所有者的哲学意境和审美意象。屏风创建了物的自由和放达，通过物的组合，在室内创造山水意境的寄情方式。由此，屏风就是具有了现代性特征的物。

　　删繁就简：折曲人与物的关系变量

　　家具比任何器物都更靠近人的身体，家具与人的行为融为一体，形成亲密性接触关系。家具物种中，椅子又是中外设计学最为典型的器物创新对象，一直处在家具设计与创新的前沿。座椅产生的基本目的是满足人们坐的需求，坐得舒服是首要目的，因此，国际上最为经典的巴塞罗那椅、里德维尔椅、汉斯椅，设计师的所有智慧首先凝聚在创造“物”的舒适性目的之上。这种需求的满足，有科学的人体工学原理的支撑，也促进了设计理念与技术的不断进步，根本意义是对身体的充分尊重。其次，上述大师椅在满足坐的舒服之后，开始追求艺术造型与材料、色彩的有机和谐，由此，文化性和艺术性就诞生在这些物上。

　　中国传统社会，椅子摆放位置，深刻地暗示着家用与公器使用中的政治与伦理意识。官帽椅的方正与端庄，意指所坐之人的社会与家族地位。公堂之上，权力落定；大堂居中，家族至尊。椅子所具有的座次层级与身份认定，长期被约定俗成为社会基本规范。官帽椅是当家人或是主人的座椅，不但是权力所属与家规所依，也成为家庭与社会的政治管理框架在“物”上的直观体现方式，更是所有中国成名的古典家具流派不得逾越的规矩。

　　出自苏州香山帮精湛的工匠技术的苏式家具，开始破局。虽然也受到普遍意义上的政治、伦理观念影响，但是，苏式家具受地方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的影响更多，江南特有的水性文化特征与文人艺术的细节审美特性，这些缜密的感受与艺术品质的追求，充分地渗透进设计和创造之中。这不但凸显了文人的个性意识与闲适的生活态度，也适度弱化了政治含义。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与异常活跃的文人艺术创作，开始重构社会、家庭精神结构，刻板的官帽椅一再被艺术性解构，最终创造出完美的苏式圈椅。不断地删除繁复与赘述，走向线条简单、流畅、比例适度，风格趣味更加简洁、清丽、散淡，恰好汇入世界极简主义的设计主流。苏式家具物品被不断“风格化”和“模范化”，让人在想象和联想中完成对物的功能性超越，追求卓越感就自然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心理预期。

　　取半舍满：抱朴于心之道

　　所有的“物”，首先都是为生存和生活需要而创造的。功能性和日常性是所有物的创造前提，只有进入日常生活，“物”才具有普遍意义。江南文人普遍喝茶，从饮茶到用茶，再到品茶，茶具就是一种提升媒介。上升到茶艺，就产生了仪式感。茶具首先是饮水的器物，完成的是身体性满足。但中国古典文化特别是江南文人的生活实践中，喝茶是文人欢聚的方式，其中创造出带有文化解读的各种饮茶趣味，在茶香冉冉升起的空间中，参与者都成为“氛围人”，被笼罩在“和”与“融”的境界之中。从生理状态的饮茶，到精神状态的品味，物中相遇的人，传递的是中庸、含蓄、协调的心境，建构的是取半舍满的人生态度。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恋物虽是消费时代的原生推动力，但在江南文化中，其精神要义首先是在物的行为过程中，回复本真，心中藏拙，舍才能得，物才有性格。一次次物中相遇，其实就是通过物，建构人的精神回路，回到自身，反思自身。这种相遇是在取舍之间，完善生命的存在状态，开出灿烂的生命花朵。

　　其次，“物”是装饰和审美之源。生命的趣味，在于创造和审美，生命才会生生不息。与人的生命存在对应的是“物”的存在。“物”一直是人的完善和社会进步的标志，随着装饰和审美的加速迭代，物的使用价值逐渐被交换价值取代，物的初等功能价值会让渡给符号价值。物的二次度功能，就把一个个具体的物，转换为虚构的“个性化”的物。历史循环中自然带出的神圣和仪式感，就是蕴藏在我们不断认知和发现的“物”中。

　　江南之“物”，代表了江南文化的至臻境界，是文气与匠气高度混合而成。物是一种存在，物也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召回这些物，用身体激活物，是物的最好归属。因为，物的集合的向心原点，是人的行为与判断方式，物始终参与着我们的心理重建，并在重建中形成物与人的新型关系。起点与终点接续，物就进入文化审视的程序之中，最终完成物质与精神的深度折叠。

　　（作者为同济大学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