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文化的通感与哲学思辨

　　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陶熏炉

　　方云

　　最近，国内首部讲述中华香道精神的历史剧情纪录片《惟有香如故》蹿红网络，并收获豆瓣9.3分的好评。与此同时，香道在现实生活中也渐渐流行开来，成为时尚女性热衷于体验的一种文化。

　　中国的香文化究竟有多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又如何承载了民族精神与东方哲思？

　　——编者

　　庄子在《人间世》提出“心斋”的概念，认为“三听”中“听之以气”，以“气”来涤荡心灵，保持一种虚灵不昧的状态，可超越感官和知识的偏见来应接万物。唐李贺的“鼻观说”将“品香”定义为诗意的嗅觉审美鉴赏，是审美主体依靠审美通感的功能，对艺术境界的神韵气味所作出的嗅觉审美判断，兼具感性和理性层面的双重审美价值。无论是“听香”还是“鼻观”，均体现了中国人对香之五感调用直至审美想象的哲学思辨。

　　“香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围绕香品的炮制、配伍与使用，所逐步形成的独特的物品、技术、方法、习惯、制度与观念，充分凸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美学观念、思维模式以及社会功能，持续对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东方哲学思想起着巨大的催化与促进作用。正是于华夏千年文明的演进中，香形成了兼具精英与大众双重文化性格，迸发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与历久弥新的创造力。

　　香草成为文人托物言志的歌咏对象

　　香的甲骨文字形“象盛黍稷于器之形，以见馨香之意。”意为成熟的黍米盛放于专门的器皿中散发出的美好、甘甜气味。《说文》中释：“香，芳也。从黍，从甘。”从赖以生存的粮食中获取的甘甜气息，后被泛指于令人愉悦的芳香。

　　自上古时期，先民就已懂得如何使用植物独特的香气以驱除蚊虫、净化空气、防止瘟疫等，还可令人心志愉悦。夏商时期出现了我国最早关于熏香的文字记录。如《周礼》所记：“剪氏掌除箜物，以攻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虫之事。”这里的“莽草”即为西周时期盛行的一种驱蚊的香草。另一种香草郁金则用于制作祭祀的一种香酒“鬯”，如《说文解字》述：“凡祭祀宾客之祼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西周时期设有专门负责祭祀之事的官职，被称作“郁人”或是“鬯人”。香，还以神秘的巫术通感功能成为沟通人神的灵媒，于国之祀典和仪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诗经·大雅·生民》云：“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这里的“萧”即是香蒿，配以牛脂燃烧而出的芬芳可以用来取悦神灵。

　　国人真正的生活用香历史最早可溯及先秦。《楚辞》中有大量论及香草的瑰丽诗句，由此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如屈子《九歌·云中君》的“浴兰汤兮沐芳，华彩衣兮若英”，《离骚》中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等。名目纷繁的香草如江离、杜衡、揭车、留夷、木兰、芷、椒、桂、荪等，成为中国文人“托物言志，以香草比德”的歌咏对象。

　　博山炉堪称中华香文化里程碑式见证

　　随着秦汉国土疆域的统一与扩大，南方湿热地区出产的香料进入中原。与此同时，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贯通所带来贸易的活跃，使得南亚及欧洲地区的名贵香料得以传入中国。檀香、沉香、龙脑、乳香、甲香、鸡舌香等，成为王公贵族熏炉中的佳品，用香成为吟诗作赋、抚琴品若、参禅论道、宴请宾朋甚至安寝如厕等，不可或缺的生活日常。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陶熏炉，炉盘内还留存有茅香、高粱姜、辛夷等，可一窥汉时生活用香之情状。

　　有着“香炉之祖”之誉的博山炉，即为两汉时期熏香文化的典型器形，是中华香文化里程碑式的见证。北宋吕大临《考古图》中记：“香炉像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像海之四环。”博山炉盖上常雕刻成峰峦状，峰与峰之间有许多镂刻小孔，其间雕有云气纹、人物及鸟兽。焚香时，香烟从孔中氤氲而出，令人仿似置身海中仙山。梁昭明太子萧统曾写下《铜博山香炉赋》赞曰：“禀至精之纯质，产灵岳之幽深。经般睡之妙旨，运公输之巧心。有薰带而岩隐，亦霓裳而升仙。写嵩山之巃嵸，象邓林之芊眠。方夏鼎之瑰异，类山经之俶诡。”

　　使用香的含义上升为哲学高度的精神体验

　　魏晋南北期时，用香成为玄学、道家与儒家思想融合的体现。将自身喻比为“沉实易和”的沉香的范晔，写出了南朝时期第一部香学著作《和香方》，并第一次提出了“和香”的概念，这是一种将不同香料和合在一起的销香之法。“和”，有“相应、相安、谐调、中和”等义，是一种由不同要素所构成的和谐状态，包含了事物的产生与发展、对立与统一。利用不同种类的香料配伍调合制出特殊香气，这为凸显“香方”的个性化提供了可能。混乱的时局与自由的思潮，为“和香”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发挥与创造的土壤，文人按照自己的志趣来调配香料并使之发挥迥异的作用与特质，可以说从单品香料演进到多种香料的复合使用，香的含义已然发生了衍变，上升为一种哲学高度的精神体验。

　　对香的研究与利用更趋精细化与系统化

　　唐代政治、文化达至高峰，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空前，西域大批香料通过横跨亚洲腹地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土，对香的研究与利用更趋精细化与系统化，这一点可从诸多史料典籍、诗词文学、佛经法帖以及出土文物等多重考据得以证实。如《唐太宗实录》《通志》《天宝遗事》《明皇杂录》《五代史》等等，从香料、器具再到场景、人物、事件，文字记述详实。尤其是《四库全书·子部·香乘》，是记述皇室贵族中的用香逸事以及关于各种香品与香物的传说故事的珍贵史册。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了一件唐鎏金银香囊，由两个半球组成，其中香盂无论如何滚动均可保持水平状态，盛放的香料不会倾撒，其高超的机械制作原理足以证明唐时对用香之重视。

　　作为“四雅”其一的香事意味着雅致的生活情趣

　　进入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盛，巨大的商船将南亚、欧洲的乳香、龙脑、苏合香等多种名贵香料输入中国，而麝香等中国盛产的香料随之反向输出，一条全新的海上“香料之路”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新联结。由于珍稀香料的可得性，用香成为精英与平民所共享的日常生活方式。居室厅堂里可放置各式熏香，宴会庆典可焚香助兴，制作点心、茶汤、墨锭等物品时也会调入香料；集市上有专门供香的店铺可购买香品、香袋，还可请人上门制香。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写有“刘家上色沉檀拣香铺”字样的店招，清晰若见。

　　宋代文人着力倡导提升雅致的生活情趣，将“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誉为“四雅”。黄庭坚特别作《香之十德》由衷地赞颂道：“（香）感格鬼神，清净身心，能拂污秽，能觉睡眠，静中成友，尘里偷闲，多而不厌，寡而为足，久藏不朽，常用无碍。”香成为与琴、棋、书、画等同的高雅艺术。文人热衷于制香、用香、品香的仪式，各式香书、香谱大量涌现，香的来源、工具、制香与用香之法成为他们潜心研摩的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出现了香印亦称香篆，是一种用模具将香粉压成特殊图案或文字的用香方式。香篆还被视作计时的工具，如洪刍的《香谱·百刻香》云：“近世尚奇者作香篆，其文准十二辰，分一百刻，凡燃一昼夜已。”“隔火熏香”之法也于此时开始流行。与直接焚香不同，先将点燃的木炭大半埋入香灰，再于其上隔放一层传热的薄片，如云母片，最后再置放上香品。如此慢慢熏烤，既避免了火燎的烟气，又可使香味散发得更为舒缓与充分。

　　香案、香几成为文房清玩的典型陈设

　　明清两朝，香学与理学、佛学结合形成的“坐香”与“课香”，是丛林禅修与勘验学问的一门功课，营建香斋、静室以及收藏宣德炉成为一时风尚。明周嘉胄所撰《香乘》可谓集明以前中国香文化之大成，举凡香药名品及各类香疗方法一应俱全，为后世索据香事提供了重要参照。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专辟《论香》一篇，集中收录了香料、香方、香具等数十则。另辟蹊径地从“恬雅者、温润者、佳丽者、蕴借者”等不同视角，阐述了“晴窗拓帖、挥麈闲吟、篝灯夜读、密语谈私、坐雨闭关、就案学书、啜茗味淡，冰弦戛指”等焚香之境，道破于“一炉初燕，香霭馥馥撩人，香雾隐隐绕帘”中，体悟“（香）之幽闲者，物外高隐”，可获“坐语道德，清心悦性”之真谛。

　　清三代行香更渗透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线香的出现使得用香更为便捷，炉、瓶、盒三件一组的书斋案供成为文房清玩的典型陈设。对清时贵族阶层的用香盛景可于《红楼梦》中管窥：“园内各处，帐舞蟠龙，帘飞彩凤，金银焕彩，珠宝争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又如“（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还有“（行宫）但见庭燎烧空，香屑布地，火树琪花，金窗玉槛。说不尽帘卷虾须，毯铺鱼獭，鼎飘麝脑之香，屏列雉尾之扇。”

　　纵观香史之钩沉，从上古的祀神祓禊，汉魏的情志张显，隋唐的精进完备，再到宋元的鼎盛广行，直至明清的多元并茂；香，既能悠然于文人的书斋琴房，又可缥缈于佛道的庙宇神坛；既能在静室闭观默照，又可于席间怡情助兴；既能于空里安神开窍，又可在实处化病疗疾。

　　（作者为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非遗理论与应用创新基地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