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菲

　　《访书记》是作者崔莹博士与51位海外学者和作家的对话结集，目的在于了解他们创作的心路历程和背后故事。读毕该书，却被该采访录所涉及主题之广泛——覆盖了汉学、世界史、文学、非虚构、社会学和流行文化六个主题，所访谈对象身份之多元——包括汉学家、世界史学家、社会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官、殡葬师、时装模特、漫画家等，以及完成这些访谈所需要付出的劳力和心力等所深深折服。

　　崔莹以其全球主义的眼光和文明互鉴的视野将这些作者与其书背后细腻而磅礴的天地一一呈现给读者。书中每一篇访谈兼具严谨的学术意识和深入浅出的叙述语调，既厚重又轻盈，任何的人文学科爱好者都能从中找到与自身兴趣契合的篇章。

　　从崔莹与海外汉学家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学家们是如何致力于让西方民众了解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并且搭建起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的。书中，崔莹与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就其书《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的对话让人印象深刻。卜正民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邂逅一张充满欧洲元素的沉睡了300多年的中国明代地图，通过对蛛丝马迹的推测和考证，卜正民重新发掘了沈福宗这位地图的注释者，他同时也是第一个到英国的中国人。这张地图的创作和流通的背后隐藏的恰是一段被忽略的明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在崔莹与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对话中，我们又重新认识了杜甫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宇文所安对唐诗研究熟稔于心，他用八年时间翻译了杜甫诗全集，正是他的杰出翻译使得杜甫及其作品可以跨越语言、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进入世界文学流通的市场，使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得以被世界所知。宇文所安认为杜甫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他不只代表过去，也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时代，因为无论文化和价值观如何变化，每个时代的人都能从伟大的作者身上找到属于自己时代的内容。

　　当然，崔莹的着眼点不仅在位于世界中的中国，她的眼光放诸全球文学和文化，这既包括英美国家的作者，也包括少数族裔的作者。如来自肯尼亚的后殖民主义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他自认为是“肯尼亚人、非洲人和全球主义者”，毕生致力于“以书写进行文化抵抗”。事实上，恩古吉的写作正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从而为非洲作家在世界文学场域内争得一席之地。另外，在崔莹与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的对话中，我们从其“朱鹭号”三部曲中重新发现被历史学家忽视的印度在英国对华走私鸦片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难得的是，高希为了写作三部曲，曾多次来中国调研，去过广东多家和鸦片战争有关的纪念馆，甚至还专门学了粤语。他坦言深受沈复的《浮生六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影响。至此，我们又窥见了中外文学文化之间交流汇集、相互阐发、互相影响的影子。

　　在崔莹与美国女作家加布瑞埃拉·泽文的对话中，后者谈到只有成为好的读者，才能成为好的作者。如此说来，崔莹首先肯定是一位好的读者，因为要采访一位作者，至少要读其好几本作品，而且要带着问题意识地读，同时还得了解这些作者身处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这其中的阅读量可想而知。崔莹以其多年在国外旅居的优势、对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碰撞和融合的悉心感受，以及其作为专业新闻工作者的素养，完成了这51篇访谈，向读者奉上了一场跨文化的、丰富多元的阅读盛宴。在此意义上，她也是一位好的作者。

　　读毕合上书，再回看书的封面是一幅星云图，我一下子想到崔莹与王德威教授对话的那一章节，提到其编写《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采用的德国社会学家勒佩尼斯发明的“星座图”写法，每篇文章只写一个时间点，讲一个故事，然后将150个不同的时间点汇集成一张“星座图”。这是因为“历史有时候像是长江大河，也像是天上闪烁的星星，只有特别敏锐的摘星者才能把星座描绘出来，否则就是一天空的繁星”。这样一想，崔莹又何尝不是那个摘星者，而《访书记》就是她给读者画出的星座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