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从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守常规的机智少年。

　　少年长大后，却变得谨慎保守。司马光在给朋友的信中这么评价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走路得低着头不停看地，跺跺脚看地稳不稳才敢站立。

　　生活中，司马光谨小慎微如此，政治上自然属于保守派。碰上王安石变法，司马光高举反对大旗，结果反对无效，被投闲置散，只好把全副精力用于修史上，“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虽然个人失意得很，但中国史学有幸收获一部大书——《资治通鉴》。

　　这部修了19年的巨著，多达294卷，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为止，共记长达1362年的史事，是中国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编年史。

　　这个起止年份有零有整，不是随便选的，体现了司马光的独到见解。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使得三家分晋的事实在政治上有了名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王室衰落的一大关键。结束年定在北宋建立前一年，因为北宋有自己的国史，据此编没新意，不据此另编一套，不合适，有困难。

　　此书名为《资治通鉴》，鉴是镜子，意思是为政治服务，像镜子一样照出好与不好。主要内容是编次历代君臣事迹，褒贬历代王朝的政治措施，描写对外对内的战争，表扬重要人物的事迹言行。

　　为达此目的，《资治通鉴》引用了大量史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有时为了描写一件史事，要用到三四个出处的史料来编纂。司马光去世后，洛阳尚有两间屋子的残稿。重要的是，这些所引用的史料，今天起码一半都佚失了，如果《资治通鉴》当时不收入，就烟消云散了。以农民起义的史料为例，唐代的袁晁起义、裘甫起义、黄巢起义，幸赖《资治通鉴》记述详细，今天才得其鳞爪。

　　编写体量这么大的一部书，司马光并非孤军作战，而是组建了一个团队，召集了当时一流的学者当助手，“皆天下选也”。有熟悉两汉史事的刘攽、擅长整理纷乱史事的刘恕、精通唐史的范祖禹，还有校对达人司马康。此外，《资治通鉴》刊刻前，文学家黄庭坚还参与了校对阅读。

　　在这个修书团队中，司马光自然是把握全局的主编、总裁，总领大纲，笔削取舍。同修学者主要是汇集资料，做长编，参与议论。《资治通鉴》能够达到全书体例一致、文字一律、精神一贯，正是这种集体合作与个人负责无缝衔接的结果，难怪被四库馆臣目为“绝作”。

　　读《资治通鉴》，一方面会被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所震撼，一方面又受困于名物训诂难以理解，“非浅学所能通”。对此，宋末元初一位学者胡三省汇合群书，订讹补漏，注解《资治通鉴》，对于《资治通鉴》的理解、传播，大有帮助。

　　胡三省和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是同科进士。宋亡后，他坚决不做元朝的官，隐居山中，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在图书资料十分难得的情况下，完成了对《资治通鉴》的注解。要知道，胡三省那个时候，正史十七史中，除了前四史外，没人作过注，需要他自起炉灶，工程艰巨，比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要难得多。

　　《资治通鉴》周赧王元年有这么一句：“秦人侵义渠，得二十五城。”胡三省注称：义渠是西戎所建国家的名称，上一卷说秦国把义渠变成自己的一个县，以其君为臣，已经得到义渠了，这里又说占领了二十五座城池，怎么回事呢？之前秦国把义渠吞并为县，其君虽然臣服了，但国家未灭，秦国只是蚕食其地而已。如今得到二十五城，义渠国所余无几了。

　　如此注解可谓翔实，把《资治通鉴》里没说清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了。

　　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认为，胡三省作注，其实是校注，不光注解名物制度，还进行校勘，订正错误。比如《资治通鉴》汉成帝绥和元年记载，权臣王莽伪装自己的权力野心，对外假装节俭。有一次，他母亲病了，百官列侯派自己的夫人去探望。夫人们到了之后，王莽的妻子来迎接，她穿得破破烂烂，见到的都以为是下人，问了才知是王莽的夫人。

　　胡三省在注中说，“问了才知是王莽的夫人”这句话后面，按照《汉书》的记载，应该有“皆惊”二字，文意才足。其他的版本都有这两个字。也就是说，结尾应该是：问了才知是王莽的夫人，大家都很惊讶。这样才能让这段记述完整，充分表现出王莽的伪装技巧。

　　这样的校勘实例还有很多，让原文叙述更加精审。因此，读《资治通鉴》，不能落下胡三省的注。熊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