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长江大桥附近的幕府山滨江带远眺，宽阔的江面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川流不息。长江，从雪域高原奔腾而下，孕育出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江文化在南京留下了丰富的遗存。

　　近日，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从秦淮河到扬子江——古代南京段长江文物特展”通过300件（套）文物讲述了南京与长江的故事。展览分为“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 欲破巨浪承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 形胜争夸天下壮”“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4个单元，描绘了南京依托于长江，由江南聚落发展为大一统王朝首都的历程。

　　南京直立人1号头骨化石。图为苏阳摄

　　远古遗迹

　　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自东向西汇入长江。秦淮河的源头一个在句容宝华山，一个在溧水东庐山。1993年，在距宝华山源头5公里的汤山葫芦洞中，发现了直立人头骨化石。南京与长江的故事，就从这头骨化石开始讲起。

　　展厅里一个特制玻璃罩内，陈列着南京直立人1号头骨化石和2号头骨化石。其中1号为女性头骨，2号为男性。虽然同在葫芦洞被发现，但两人生活年代相距甚远，最起码相差30万年左右。

　　生活在60万年前的女直立人，身高1.3米左右，从头骨和牙齿来看，她的年龄大概在21-30岁之间，从头骨上的病灶推测，她去世前遭遇过病痛。那时候，南京直立人过着群居生活，成年男性直立人身高普遍在1.4-1.5米之间，女性较矮，1.3米左右。

　　秦淮河的另一个源头是溧水东庐山。神仙洞遗址离东庐山源头约10公里，距今约1.1万年，洞内堆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红褐色砂质土，发掘出棕熊、豪猪、中国鬣狗等动物化石和人类颞骨化石1块、细泥红陶片1件。这件陶片放置在一个小玻璃瓶中，只有花生米大小。南京市博物馆副馆长岳涌告诉记者，神仙洞陶片烧成温度不超过900℃，是迄今为止长江流域发现的最早有完整地层层位记录的陶片，标志着长江流域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它也是秦淮河畔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明代沐启元墓出土的嵌宝石金盒。图为苏阳摄

　　城市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南京因临江控淮的地理优势，一直是吴、越、楚争夺之地。公元前472年，越灭吴。越王将军事据点向北推进到秦淮河南岸，命范蠡于今天的南京中华门外长干里驻城，这是南京市区内最早建造的一座城池。南京城2500多年的历史，便是从越城算起。展览中的一组陶器来自越城遗址，有陶尊、陶罐、陶壶、陶釜等多种器型，再现了江南聚落的生产生活方式。

　　南京为什么被称为金陵？从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郢爰”上可以找到答案。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在今南京清凉山设立金陵邑。传说楚王在此埋金，以镇金陵王气。当时，清凉山西麓为长江东岸，位置十分险要，金陵邑是南京城区行政建制之始。

　　郢爰是楚国的一种称量货币，也是中国最早的原始黄金铸币。郢是楚国的都城名，爰为货币重量单位，郢爰是将金版或金饼切割成零星小块，然后通过特定的等臂天平称量使用。

　　不管是越城还是金陵邑，规模都很小，专家推测只是控制秦淮河入江口的一种据点。秦汉时期，南京离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较远，虽然随着经济发展建县渐多，但分布范围主要为方山以南的秦淮河流域，南京主城区尚人烟稀少。究其原因是这一带位于秦淮河入江口，潮汐危害相对严重，即使到了东晋南朝时期，位于秦淮河的石头城还经常遭遇水灾。

　　六朝烟云

　　六朝300余年，孙吴、东晋、宋、齐、梁、陈相继以建业（建康）为都城，中原文化与长江文化逐步融合。

　　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利用楚国金陵邑旧址兴建石头城，开启了六朝时代，推动了长江流域以及整个南方地区的发展。

　　229年，孙权开始修建建业城，秦淮河以北是宫殿、官署和苑囿区，秦淮河两岸及以南是居民区和市场。这种规划突破了《周礼》规定的前朝后市的基本格局，对东晋南朝建康城的规划、营造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吴建业城的选址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定都之后，经济方面的困难便迎面而来。为解决军粮问题，孙吴先是开始屯田，后又开挖了沟通建业与太湖流域、杭州湾地区的人工运河破冈渎。245年，孙权命校尉陈勋带领3万屯田兵开凿句容中道，打通了建业通往吴郡、会稽郡的运道。展览中有一件褐釉鸡首壶出土于破冈渎，据此推断，破冈渎的开凿，使原本相对落后的茅山北麓句容至延陵一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甘露元年（265年），孙权之孙孙皓将都城迁至武昌，此举损害了江东豪门大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抵制。时任荆州牧陆凯上书朝廷，引用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在江东大族的强烈反对下，孙皓迁都武昌仅维持了一年零三个月，便于次年十二月还都建业。展览中有一件青瓷双系罐，底部刻着“当值还都”四字，见证了孙吴都城沿长江迁移的历史。

　　西晋末年中原动乱，晋王室和世家大族纷纷南渡来到南京，中华文明的中心转向南方。东晋时期，建康城内人口激增，工商业区和住宅区规模都比孙吴时期有所扩大，秦淮河两岸的大长干、小长干因地形平坦、风景优美、交通便利，成为世家大族安宅首选。在世家大族的引领下，长干里地区商肆林立，热闹繁华。王兴之夫妇墓出土的铜盖碗、颜镇之墓出土的铜鐎斗、温峤墓出土的青瓷盘口壶……这些世家大族墓中的文物反映了当时的生活面貌。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展览中王康之和谢球的墓志，便是出自这两大家族。王康之为王羲之的叔叔王彬之孙，其墓志正面竖刻44字：“永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晋故男子琅琊临沂王康之，字承叔，年廿二卒，其年十一月十日藏于白石，故刻砖为识。”谢球墓志记载他官职为辅国参军，祖籍豫州陈郡阳夏县。谢球妻是王羲之的孙女，合葬于谢球墓，墓志中有“球妻琅邪王德光，祖羲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的记载。

　　秦淮河西水关出土的唐代长沙窑青釉褐绿彩瓷壶。图为苏阳摄

　　奔流入海

　　隋唐至宋元，经历短暂的低潮后，南京长江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南京繁华与衰落的对比孕育出许多“金陵怀古”作品，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杜牧的《泊秦淮》、李白的《金陵三首》。南唐定都南京，扩建城邑重建金陵，南京城形成滨江格局。

　　展厅中有一组秦淮河西水关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器型多样，主要为碗、盘、罐等生活用器，大部分为青黄色釉，装饰题材丰富，其中以褐绿彩绘花鸟图案最为精彩。这批瓷器的出土说明秦淮河是唐代南京重要的航道，贸易运输频繁。

　　宋元时期，南京为江南重镇，特别是宋代政治中心南移后，南京作为临安（今杭州）的陪都，城市经济得以复苏，为后来明王朝定都南京奠定了基础。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明代沐家算是顶级豪门。沐英作为朱元璋的养子，受命平定云南后便世代镇守云南，家族世袭黔国公爵位，历经十二代、十四任，贯穿明王朝始终。

　　沐氏家族墓地位于南京将军山，墓中出土的嵌宝石金镯、葫芦形金盒等极尽奢华。嵌宝石镶玉金带板和嵌宝石金盒的主人都是沐启元，他是最后一位归葬金陵的黔国公。金带板共20块，以累丝工艺制成，中间镶玉，周围镶嵌一圈红、蓝宝石和珍珠，珍珠已风化，仅余空托。金盒为多面体，每个面镶嵌着红、蓝宝石，有个卡口推测可以打开，内部可能装有香料或丹丸等。

　　明代奉行“以德睦邻”外交政策，明成祖、明宣宗先后派遣郑和下西洋，航迹遍及南亚、西亚、东非。据记载，郑和船队中的大型海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有九桅十二帆，可乘坐一千人。郑和下西洋的船只多为南京宝船厂制造，这是明代最重要的官办造船机构。展览中的木棰、木桨等船用构件，令人管窥南京船厂的制造技艺。郑和船队自南京龙江关七下西洋，留下了彪炳史册的壮举，长江文化与海洋文化交融，形成了绚美夺目的画卷。

　　南京，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从秦淮河源头的江南聚落发展为中国统一王朝的首都，并沿着长江走向海洋，汇入滚滚浪潮中。尹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