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博物馆有力量吗？”“有。”“那如果博物馆闭馆了呢？”“依然有。”前不久，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官方公众号有一段“宣言”。疫情期间，国博与许多地方博物馆一样，“闭门”但不“谢客”，将阵地由展厅转移到线上。

　　中国的博物馆的功能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国博的“宣言”正是一大例证。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各家博物馆利用独特的馆藏文物资源，发挥各自的优势，将中国叙事引入一场场线上或线下展览，以此弘扬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有人说，博物馆见证着一段历史的辉煌，更流传着文化与文明的火种。从这个意义上说，散落在万里神州的各色博物馆，便是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在场叙事，是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悠扬传唱。

　　文物沉默不语，深藏文明的奥秘

　　“让文物说话”“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代博物馆展览叙事的重中之重。一件文物身上的器型、纹饰、铭文、组合方式等诸多细节，以及它从制作完成到流传四方再到进入博物馆的整个过程，无不具有研究价值，无不在向今天的人们诉说其所蕴含的历史传承、地域文化、民族精神和文明交流等。文物沉默不语，博物馆和文物工作者充当“翻译家”，把其深藏的奥秘一一转述给观众。

　　以上海博物馆近两年受欢迎的文物展览为例，它们均以文物研究为基础，而为了保证展览意境的构建，策展人需对文物有精准深入的认知与阐释，包括文物展品的级别、保存情况、主要价值以及相关出土报告、文献典籍、最新的考古发现等。这种学术支撑决定了展览的深度与广度，也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历史依据。

　　今年2月闭幕的“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上展陈了一件“噩侯壶”。这件文物虽然其貌不扬，但展览告诉我们，其出土地点与铭文可能揭示了有关噩国历史的千古谜团。以往，人们只知道商纣王时噩侯位列三公，及西周晚期噩侯驭方因叛乱被周王诛杀，直到考古学家在南阳夏饷铺发现出土此壶的噩侯家族墓地，才了解到噩国并未因此灭国。壶上的铭文“噩侯乍（作）孟姬媵壶”，从先秦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的规律中可以推断，孟姬与父亲（即噩侯）的姓氏为“姬”，即周代王室成员之姓。基于其他考古证据反映西周早期噩国位于随州一带，且噩侯为“姬”姓，此壶的存在很可能说明周王在诛灭驭方后，曾将噩国北迁并交由亲属统治。可以说，这场首次聚集从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噩国青铜器的展览，以文物为载体、铭文内容作经纬，层层揭秘、娓娓道来，还原了噩国的历史面貌，为了解噩国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持续半年的网红展览“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里，有一幅颇具南宋院体风格的花鸟画，为元代任仁发所作的《秋水凫鹥图轴》。阅读说明牌，人们会惊喜于作者的身世所反映出的上海地域文化。首先，任仁发家族墓地位于青浦重固镇，即福泉山遗址所在的镇子。如果说4800年前良渚文化的统治中心位于杭州瓶窑，那福泉山称得上是其“次中心”。其次，任仁发出生于繁荣的唐宋名镇青龙镇，上海的对外贸易和作为港口城市的发端正始于中古时期的青龙镇。最后，任仁发还是位水利专家。今已在原址建成博物馆的志丹苑元代水闸，就是他主持修建的。这无疑见证了上海当年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发达的内河航运业。

　　“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序厅呈现的三件文物，则开门见山地指出了16世纪中西交流的三种主要途径：外交、旅行、商贸。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一件明代永乐时期的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语音导览详细介绍了其流传经过——它见证过中国与中东的交往，又一度联结起了中东与欧洲。这件典型的官窑产品，曾随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到达阿拉伯地区，作为外交礼物赠予外邦。1547年，它再次被奥斯曼帝国当作外交礼物，送给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中国瓷器能够到达欧洲，这也反映出中欧直接贸易成熟之前中国瓷器的珍稀程度。

　　可见，中国古代文物作为中华文明真实可信的物质载体，既是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共生并进、交融互鉴的实物证据，也为今天不同文明之间通过对话增进理解与信任提供了可能。

　　陈列环境创新，找回缺失的语境

　　传播文物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是博物馆展览活动的核心。为了凸显文物蕴藏的魅力，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重要展品上，博物馆往往会重点陈列某几件文物，有时会使用中心柜，有时会为某几件珍贵文物特设展厅。

　　做法最为特殊的大概是扬州博物馆。博物馆里近200平方米的国宝厅，完全围绕着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这一件展品，并在周围增加了梅瓶演变、龙纹演变、存世品对比等相关内容，充分阐发其内涵。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另一种文物展陈方式。在南京博物院历史馆各时期展厅的一角，都设有一个特殊陈列室，空间虽小，但会让踏入其间的参观者感受到排山倒海般的气势——两侧玻璃展柜从地板直通吊顶，展柜每层隔板上都见缝插针密集摆放着那个时期最为常见的日用器，使人不禁感慨中国历史之厚重、遗存之丰富。

　　然而，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毕竟脱离了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许多历史信息也随之湮灭，如器物的功能、摆放位置等，这会给观众的欣赏与解读造成一定的困难。为了尽可能还原这种缺失的语境，如今的博物馆都尽力在陈列环境中寻求突破口，如在陈列相关文物时复原其使用场景，或还原其出土情况等。前者如吴文化博物馆在“吴楚之战”单元中，在兵器类文物四周放上了残破的车轮甲胄、缚柄的戈戟等，甚至天顶上都布满了整齐向前射去的箭支，清晰地展示了古代战争中兵器的使用场景与方法。后者如山西博物院在“丧葬器”单元中复原的晋侯8号墓，通过观察玉组佩、玉覆面在墓室中的位置，观众会立刻明白西周玉器的组合关系。除了传统的物理手段，多媒体等新形式与新手段近年来也愈加频繁地出现在博物馆展陈中，如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设置了多处可以让观众互动体验的展厅和展项，甚至还结合了当下热门的密室游戏打造了“大明都水监之运河迷踪”展厅，让观众身临其境体验，进而加深对文物和历史的认知。

　　利用文物“讲好中国故事”的创意还不止于此。许多地方为保护已发掘的遗址或展示发掘成果，在遗址上修建了遗址博物馆。在那里，文物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融为一体。如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中的历代墓葬区搬迁复原了西汉至宋的25座典型墓葬，并在陈列中复原了文物出土时的位置。更为特殊的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观众在参观展厅之余，可以近距离观察考古人员对“南海一号”的现场发掘、研究过程，亲眼看见约20万件文物当初是如何被打包装载上这艘宋代商贸海船，体会考古现场带来的震撼。

　　正是借助展览的种种叙事环境，文物包含的信息甚至不需要文字的堆砌、图版的解释，本身的魅力便不着痕迹地展示出来，并牵引住观众对于文物的情感与注意力，加深两者间的文化连接。古老的博物馆不仅在诉说历史，也在唱着时代的歌谣，因为“活起来”的文物正与当下的目光、心灵不断发生着美妙的连接。并且，如评论者所言：“而在当代国情与语境中，如何利用中国叙事，在文物展览中讲好五千年文明不间断的中国故事，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启发人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可能仍然是目前中国博物馆人应该思考的问题。”诸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