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今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版开设“传承之光”栏目，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文化血脉，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

　　从2001年5月18日昆曲艺术名列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始计，中国非遗保护事业走过20年非凡历程。目前，中国有42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成为缔约国中代表作和保护实践示范项目最多的国家。围绕这些保护实践形成的中国经验广受赞誉。

　　传承人在“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展区表演。周 奇摄

　　从单个项目到整体性保护

　　中国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20年来，非遗“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理念不断强化，保护方式不断创新，传承制度不断完善，因之形成的中国经验值得总结与推广。

　　其一，对具体项目实施分层次、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对失去生存条件或面临传承困境的项目展开抢救性保护。比如中国纺织史活化石之一的黎锦，曾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名录”。我们在科学施救时，通过建立黎锦技艺传承村、传承馆和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以及推进黎锦技艺进校园等，重点解决了天然纺料、染料匮乏和人才短缺问题。经过10余年的保护实践，目前已有上万人掌握黎锦制作技艺，黎锦成为“急需保护名录”67个项目中少数显著改善濒危状况的项目之一。

　　黎锦的成功脱危，不仅是中国非遗保护实践的一个缩影，也履行了对世界的庄严承诺。2015年启动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2017年实施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记录工程”，通过数字网络信息技术，将一批批代表性传承人所承载的独到技艺和文化记忆记录保存下来。

　　遵循非遗自身演变规律，对部分项目施行“生产性保护”。非遗不是静态的、凝固的，尤其是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类和饮食文化类等项目，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直在传承和演变。文化和旅游部先后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合计100个，设立了15个传统工艺工作站，对14个门类、383个传统工艺项目予以重点支持。如贵州苗族蜡染一度面临传承危机，在“生产性保护”中面向市场转型，激发出传承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二，依托文化生态区推进整体性保护。

　　非遗及其得以孕育、发展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在保护中维护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生态空间的完整性和文化资源的丰富性，这是我国非遗工作的重大创造。以2007年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为起点，至2020年，全国已有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十四五”期间还将再增7个。将文化生态保护区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行有效衔接。从2017年首次提出“国家文化公园”概念，到“十四五”期间高质量推进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已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黎锦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中独特的絣染技艺。周 奇摄

　　其三，“融合”成为当下非遗作为文化资源的常态。

　　非遗深度嵌入文旅融合，以非遗体验为主题的休闲、体验、研学游，塑造了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非遗搭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快车，社交网络和电商平台成为非遗产业重要的传播和交易平台。仅以短视频平台抖音的数据为例，早在两年前，137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中就有1214个在抖音上有所呈现，覆盖率超过88％。非遗保护成为影响深远的公共文化事业，动员了千百万公众参与，逐步融入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方面。比如在助力精准扶贫过程中，文化和旅游部与原国务院扶贫办共同确定了10个“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截至2020年底，国家级贫困县建成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近1000家。

　　其四，非遗保护以“人”为中心。

　　中国非遗工作20年的实践，形成了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探索建立了传承人评估机制，大力开展对传承人群的研修培训。其中，“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很有代表性。各木偶剧团到大中小学校开办“木偶戏兴趣小组”、组织“校园木偶节”，建设木偶戏传习所，在传统师徒传承的基础上，建立以剧团带培训班、与高等院校合作办学等人才培养模式，该计划因此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遗“优秀实践名册”。

　　从实践探索到理论建构

　　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

　　随着保护实践的深入，人们对非遗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非遗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是时代赋予非遗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贵州苗族蜡染传承人走进扶贫工坊示范指导点蜡作画。新华社发

　　首先，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体系。20年来，中国始终循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形制，取得了令缔约国刮目相看的成绩。但《公约》对非遗体系的构建包括概念、定义和分类等，更多反映了西方文化特性和理念，重点着眼不同社会群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关注“外化于行”层面的知识和提炼，而缺少“内化于心”层面的概括。这导致一些观念、伦理、礼仪等类别的精神性遗产难以纳入非遗名录，如中国人察天文、观星象、利用地磁和星术进行卜占预测的体系等，大量充满中华智慧的文化创造被疏漏了。我们应努力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体系，依照中华文化自身的特点来分类、描述、阐释和宣传，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

　　其次，着力加强非遗基础理论研究。一项事业想要长远持续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支撑。非遗保护经过20年的行动实践，在普查、立档、研究、保护、传承和振兴等具体环节，累积了无数经验，也遇到很多问题，需要系统地沉淀、总结和思考。关于非遗的理论研究，不仅涉及其本体、价值、形态、发展规律等自身的基本问题，也离不开考古学、文物保护与修复、博物馆学等学科。当前“大遗产观”视域下正在推进的“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可以说标志着非遗保护即将进入新阶段。部分高校已开始招收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方向的研究生。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非遗体现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的认知体系、价值观念和表述方式，观念的交融使遗产的概念和分类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不难预见，这种变化将持续存在。如何适应变化、参与变化甚至引领变化，以文化遗产的“中国范式”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独具的传统智慧，非遗保护工作者大有可为。王福州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版式设计：赵偲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