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梅贻琦先生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深入人心，但仍不影响“大楼”成为多所大学的精神和文化象征。大学校园的标志性建筑常被作为物理世界和传播世界中的最具识别性的的元素，并广泛被融入到具有象征和纪念意义的大学校徽中。在对全国大学校徽的统计中，图形化的建筑可构成校徽设计之一大类，甚至形成了一种思维和创作的范式，对一些知名院校的“校徽建筑”的解读，则可以折射出中国大学校园建设发展进程的一个侧面。

　　根据建筑史学者的相关研究，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中国大学校园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发展阶段：从19世纪末到新中国建国前，从传统“书院”向具有近代高等教育意义的公共“学堂”的转变，中西合璧是这一时期建筑的特色；新中国建国之后，大学校园先后经历了1949年—1957年受苏联大学模式影响下的奠基期、1958—1977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众化”大学的建设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新的建筑、规划理念影响下的发展时期；随着20世纪末开始的大学扩招，中国大学校园经历了近现代最大规模的一轮校园扩张，校园建筑历史传承与创新规划思潮交织融合发展，形成今天中国大学校园的整体风貌。大学校徽的设计和演变也见证了这一发展历程。

　　书院被认为是中国的传统大学，是与封建社会相匹配的科举制度下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建筑的格局在现代大学中虽然较少传承，但其反映的文化传统依然影响今日中国大学校园的营建。湖南大学的官编校史便将学校起源追溯至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建立的岳麓书院，湖南大学也成为中国校史最长的大学，其校徽设计便以岳麓书院正门为中心，以岳麓山为背景，象征着“千年学府”的历史传承。

　　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是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发端，同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成立，是今天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农科大学的老校门成为今日农大的校徽主体图形，中西合璧的老校门始建于1912年前后，西式的拱券形制搭配两侧的爱奥尼柱式，额坊上是中国传统的飞龙和祥云图案，居中雕刻罗振玉手书“农科大学”书法，反映出上世纪初受西方尤其是英美影响下中国现代大学校园的发展历程。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徽标采用了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设计的清华大礼堂作为主图形，是这一时期西风东渐的大学校园最具标志意义的建筑。

　　谈到这一时期中国大学校园的设计建造少不了一批“中体西用”的教会大学，在今日协和医学院的校徽中便可见这一段历史，这座有着大屋顶，大门两侧还隐约有两座石狮子的传统中式建筑，实则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下，由美国建筑师柯立芝（Charles A. Coolidge）和何士(Harry H. Hussey)于1915年-1920年间在北京豫园的建筑基址上设计建成的，如今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建筑文化遗产。

　　武汉大学的校徽则突出表现了1935年建成的武大老图书馆，这一建筑体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民族文化认同的影响，国民政府发起主导的“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在大学校园建筑设计中的体现，和同时期的协和建筑同工异曲。武大老图书馆出现在校徽上，代表了师生、校友和公众心目中对这座“中国最美大学校园”的意象共识。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新兴大学经历了一段照搬苏联模式的发展阶段，对中国大学校园的现代格局影响深远，由此也诞生了一批将苏式风格建筑（尤其是主楼）作为校徽图形的学校，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作为最早确立为苏联大学模式试点的学校，哈工大这座苏联风格和民族风格折衷的主楼气势恢宏，是同类校园建筑中的代表作，体现在校徽上也中正严谨，稳重大气。在哈工大百年校庆时，依然选择主楼作为校庆标识的主体图形，但是改变了对建筑的观看视角，透视图形的动感和视觉冲击力带来了新时代气息。其他体现了这一时期建筑风格的校徽还包括合肥工业大学、兰州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

　　虽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学迎来了最为迅猛的发展时期，但是这一阶段校园建设的成果并未相应地大量出现在校徽中，毕竟校园中极具识别度、能够凝聚校园文脉的建筑通常需要更长时间的沉淀。这一时期校徽中出现的建筑往往透射出学校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如湘潭大学的校徽中出现了80年代初建设的“三道拱门”，湘潭大学的校门不仅仅是校园规划的开始，也是它实际空间的一部分，围绕这一标志物建设了纪念性的广场，扁平的图像还联系着一个更大的现实世界。而沈阳建筑大学的校徽在中国大学中则极为特别，因为它并未仅仅选择常见的建筑立面作为校徽图形，相反我们看到的还有校园规划的平面，这是由于2004年该校在设计校徽时，正值刚刚完成（2000—2003）新校区规划建设，且该规划在新世纪大学校园规划中颇具创新意义，校徽也就成为学校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向未来的一种姿态。

　　除了大学校徽之外，校园建筑也是大学其他各类标志的常用元素，比如学校的庆典标志、各院系标志或是重要的场馆（图书馆、体育馆、美术馆、校史馆等）标志等。相比大学校徽追求的严肃庄重感，这类型的标志形式更为多样自由。笔者所在的科研团队曾进行了大量校园创新空间的设计实践，其中不乏一些项目会面对从空间设计引申到形象设计——一种广义的图形/空间。研究团队成员具有建筑、规划、视觉传达设计等多学科交叉背景，也为徽标设计打开了更多的创意和设计表现思路。比如我们为南方科技大学设计的图书馆标志，这所新世纪（2010年）成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建筑，在国内同类中显得标新立异，体现了新时代校园创新建筑设计的理念，传统的建筑立面图形很难体现出该建筑的特点，设计这个徽标的过程，更像是在寻找体认该建筑空间神韵的一种路径，某种抽象思维的模型，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还是由创新的学习方式激发出来的一种动态的的意象……最终，我们不仅为这个项目设计了多款方案，协助完成了图书馆徽标的设计任务，同时还以此为出发点策划了更多围绕着空间-图像关系的校园创意活动，由此也产生了诸多“副产品”——各种业余或专业人士设计的校园图标、贴纸、徽章或是其他类型的文创产品，丰富了校园文化，同时也增进了相关参与者对校园认同感，“共创设计”使得视角和思维显得空前地多样和丰富。

　　王天甲：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讲师，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建筑学博士在读，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空间与媒体组成员。

　　基金项目：

　　2021年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1Q079）；

　　2020湖北文化创意产业化设计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重点项目（编号：HBCY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