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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证诗方法平议——以阮籍《咏怀》诗为例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01-05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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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建伟(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类诗反映历史,隐微地表达政治态度,被称为微言政治诗。为了探究其微言大义,产生了以史证诗的研究方法。邓小军先生讲:“以史证诗,是考察诗人的本事、诗中的时事或历史背景以释证诗歌。”(《谈以史证诗》,见《诗史释证》)孟子解诗注重知人论世,受此影响,从《毛诗序》开始,以史证诗就成为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方法,经过宋人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清人钱谦益《钱注杜诗》、倪璠《庾子山集注》、陈沆《诗比兴笺》等,至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一文中提出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注释方法,对微言政治抒情诗的释证达到成熟。

    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的阮籍,长期处于司马氏身边,耳闻目睹了众多政治事变,慑于司马氏的政治高压,不能直接表达意见,就在《咏怀》诗中委婉曲折地加以表达。因此,他的《咏怀》诗与历史密切相关,可以称之为微言政治诗。古人对此多有评论,清人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上说:“嗣宗《咏怀》,其予夺几可继《春秋》之笔削。”(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三、朱嘉征《诗集广序》卷八以《春秋》比阮籍《咏怀》诗,他们都着眼于阮籍诗歌中暗含的对时事的褒贬态度。

    通过分析阮籍诗中的典故,尤其是暗指时事的“今典”,或者探究其比兴艺术,对揭示《咏怀》诗中的微言大义,具有重要价值。比如《咏怀》诗其五十一:

    丹心失恩泽,重德丧所宜。善言焉可长,慈惠未易施。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何为混沌氏,倏忽体貌隳。

    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指出,阮籍此诗首二句“丹心失恩泽,重徳丧所宜”,写魏以恩泽施于司马氏,而不能得其丹心,则“恩泽”“重德”失矣。“善言焉可长,慈惠未易施”,魏明帝托孤于司马懿,他临死前的“善言”未能感动司马懿,则“慈惠”也不易施予。“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二句,用《诗经·小雅·小弁》及《孟子》的解释,和屈原伤悼宗室的事例,暗指曹魏摒弃宗室。末二句用《庄子·应帝王》之典,指司马氏不知所以报恩,而反行篡弑的时事。明白了全诗主旨,则“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二句确实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用《诗经·邶风·燕燕》的典故,《郑笺》揭示了《燕燕》的历史背景:“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州吁以臣弑君,与司马昭所为相同,故《咏怀》诗用此典谴责司马昭不知报恩而反行篡弑。

    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还可以揭示出《咏怀》诗其二“二妃游江滨”、其十一“湛湛长江水”、其十六“徘徊蓬池上”、其七十九“林中有奇鸟”等诗中隐藏的阮籍对政治事件的看法。

    然而,并不是阮籍所有的《咏怀》诗都暗指时事,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中国诗歌的传统为“诗言志”,诗歌以抒情为主,展示的是诗人的内心世界。萧统编《文选》卷二十三选录了阮籍《咏怀》诗十七首,唐人李善与五臣刚好代表了古人对阮籍《咏怀》诗解读的两种意见。李善注《文选》,说阮籍《咏怀》诗:“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三卷)他只注出阮籍典故,不去揣测诗意。五臣注《文选》与李善不同,他们努力揭示阮籍的意旨,但是许多解释流于牵强附会,为后人所诟病。比如阮籍《咏怀》诗其一“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吕向注以为孤鸿喻指贤臣孤独在外,既未注出古典,又不指明今典。至于以鹫鸟释翔鸟,更是出于主观臆测,并无确实的依据,因此,所谓翔鸟比权臣司马昭,就难以使人信服。

    沿着五臣的路子继续挖掘阮籍《咏怀》诗微言大义的还有元人刘履《选诗补注》、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陈沆《诗比兴笺》、蒋师爚《咏怀诗注》、古直《阮嗣宗诗笺定本》、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以及现代学者陈伯君《阮籍集校注》、郭光《阮籍集校注》,靳极苍《阮籍咏怀诗详解》等,他们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读阮籍《咏怀》诗,深入剖析了一些诗篇的隐微之意,但也存在牵强附会之处。真正抛开时事,从诗歌本身入手解释诗歌的是黄侃《咏怀诗补注》。

    关于以史证诗导致的弊病,黄庭坚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大雅堂记》中说:“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邪!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之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因为杜甫被视为忠君的典范,因此有些人解读杜甫诗歌,完全比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认为杜诗中的人与物都有寄托,解读诗歌变成了猜谜游戏,卞东波称之为“过度阐释”(《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

    钱锺书先生认为,即使诗歌反映了历史,诗也有着独特的价值,他说:“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宋诗选注》序)诗歌从历史中进行提炼与升华,会取得史书无法达到的效果。诚如朱光潜先生所言:“诗的真实所以高于历史的真实者,因为自然现象界是未经发掘的矿坑,文艺所创造的世界是提炼过的不存一点渣滓的赤金纯钢。”(《想象与写实》,《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两位先生都指出了诗歌不同于历史的独特性,即使反映历史,诗歌表现得更鲜明、更具体,既具有抽象性,又具有形象性。

    罗宗强先生评价杜甫诗时说:“以时事入诗并不是诗的‘时事’,‘诗史’并不是用诗写的史书……一部史书,为我们提供的史料要丰富得多……历史科学总结人类的活动规律,记录人类历史活动的情状……它用的是理性的观察、分析、判断、概括、叙述。它提供的是对历史的理性认识。而杜诗提供的,却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无比丰富的画面。”(《李杜论略》)罗先生虽然评论的是杜诗,其实具有普遍性,也适用于阮籍诗歌。作为诗歌阐释方法中的一种,以史证诗有其适用范围,在具体方法上,注释典故,需要找到古典与今典的相似性,阐释比兴手法,也需知人论世,契合诗人所处环境。

    伟大的诗歌,既与历史相关,又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诗歌创作的激发因素与时代有关,同时诗歌又具有一种永恒性,解释了人性或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例如,清人马墣对陶渊明《述酒》等有政治倾向的诗,持有一种似乎矛盾的态度,他在《陶诗本义》中引用了大量以史证诗的观点,又说这些诗“晋宋之事在其中,又不专言晋宋也”(《陶诗本义》卷四,乾隆三十五年吴肇元与善堂刻本)。诗歌既和时代有关,又是一种历史发展规律的概括,这样的诗具有多义性,往往更耐人琢磨回味,相比于主旨确定的作品,艺术价值更高,具有更大的魅力。

    阮籍《咏怀》需要以这样通达的眼光来解读,比如其二“二妃游江滨”,诗末的“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既可以作君臣理解,表达了阮籍对司马氏阴谋篡位的不满,也可以看作夫妻、朋友之间最终背弃,反映了阮籍对人世间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的感慨。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以古讽今,借战国魏的灭亡喻指今日曹魏之衰败,骄奢淫逸导致亡国何尝不是一种历史规律。总之,解读阮籍《咏怀》诗,既需要知人论世,深入历史,解释阮籍隐微的政治态度,同时也需要跳出历史,从诗歌本身出发,认识到诗歌反映的是一种历史规律或人性本质。这样才能认识阮籍《咏怀》诗的价值,欣赏《咏怀》诗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04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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