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歌与西曲曲辞是南朝乐府与民歌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其中主要产生于东晋、刘宋时期的吴歌年代更为靠前，特色更为鲜明，并且影响了西曲的产生与发展，为历代所关注。但其与魏晋风流的书写问题，却较少有人探讨。

　　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上层士人间形成的特定人物审美范畴，多载录于南朝宋人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体现于士人独特的言谈举止及逸事中，是当时精英文化的代表，为南朝士人所津津乐道。而南朝吴歌主要表现江南地方风情与普通儿女的日常情态，虽然至晋、宋间已流行于上层社会，但正统人士多以妖俗视之。《世说新语·言语》篇载：“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北堂书钞》卷五九引《晋中兴书·太原王录》亦载王恭批评谢石醉唱吴歌是“效妖俗之音”。极端者甚至将吴歌视作魏晋音乐及文化传统的对立。宋顺帝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议论《三调歌》时说：“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所谓“家竞新哇，人尚谣俗”主要就是指吴歌。在王僧虔看来，它们“崇长烦淫”，排斥“典正”的曹魏乐歌。又《南齐书·萧惠基传》载：“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宋大明以来的“郑卫淫俗”也主要是指吴歌，被认为是魏三祖曲及《相和歌》等“雅乐正声”的反面。因此，南朝时期，魏晋风流与吴歌虽然都流行于世，但乍看之下，似雅俗异路，适为反对。然而吴歌与魏晋音乐及其文化传统并非完全对立。吴歌中的一些曲目本身就是魏晋风流的产物。如《懊侬歌》本是西晋石崇爱妾绿珠创制，《碧玉歌》据传是晋汝南王为其爱妾所作，且与名士孙绰颇有关联；《桃叶歌》与王献之接其爱妾渡江之逸事有关，《团扇歌》则源于晋中书令王珉与其嫂婢谢芳姿情好的美谈。这些都是对魏晋士人风流逸事的直接表现。而吴歌中还有一些曲辞看似略不经意，实则也应是对魏晋风流的隐性书写。

　　首先来看南朝吴歌《读曲歌》中的一首曲辞：“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这首曲辞采用江南俗语，着力表现女子情深、娇嗔之态，看起来纯是普通儿女的旖旎风情。但细究其实，则与“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及其妻子的闺中情事极为相似。《世说新语·惑溺》篇载：“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卿”为不敬之词。王戎妻“亲卿爱卿，是以卿卿”于礼为不敬，于情则是至笃，是为上层士人的独特风流，并在南朝传为美谈。将其与《读曲歌》曲辞合而观之，可知“字”是敬语，“名”是昵称，女子“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也正是破礼法而昵闺情，其辞气风情与王戎妻“亲卿爱卿，是以卿卿”如出一辙。其间神合之处，恐不可以巧合视之。

　　其次来看《子夜冬歌》中的一首曲辞：“白雪停阴冈，丹华耀阳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这首曲辞源于左思《招隐诗》其一：“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可见曲辞并非是对左思原作某一片段的完整截取，而是分取拼合，并有修改。曲辞这种做法看似平常，但恐亦不是随意之举，而是试图借此表达对魏晋士人尤其是左思的致敬。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萧统）性爱山水……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惭而止。”可见这首《子夜冬歌》与萧统的取径完全一致，都是通过引用左思的诗句来否定世俗音乐，肯定山水之美，进而推美左思的高雅情怀。另外，曲辞前两句的选取还可能与王徽之雪夜访戴的逸事有关。《世说新语·任诞》篇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即王徽之。关于其“咏左思《招隐》诗”，梁刘孝标注云：“左诗曰：‘……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可见“白雪停阴冈，丹华耀阳林”乃是引发王徽之雪夜访戴的关键，也是这一风流逸事的核心元素。《子夜冬歌》截取《招隐》片段，从不同层面整合左思的情怀与王徽之的逸事，形成了对魏晋风流的多层次含蓄书写，并使曲辞呈现出丰富曲折的意蕴。

　　再次来看产生于晋宋齐之间的一首《子夜夏歌》曲辞：“暑盛静无风，夏云薄暮起。携手密叶下，浮瓜沉朱李。”这首曲辞看似平常，但实际上隐含着对建安文人南皮之游的追慕。南皮之游是建安十六年五月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与吴质等文士宴饮游乐的风流雅事。四年后，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追忆道：“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棊闲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其中的“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是典型的盛夏元素。《子夜夏歌》中的“浮瓜沉朱李”显然是对这一元素的浓缩与提炼。而“暑盛夏无风”与南皮之游的“清风夜起”先后相续，恰为呼应。另外，《子夜夏歌》中的“携手密叶下”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南皮之游的“同乘并载，以游后园”。《子夜夏歌》曲辞与南皮之游细节如此相似，恐怕也不可以巧合视之。如同上文所述，宋、齐之际，“魏世三祖，风流可怀”已经成为当时正统文人的共识。而曹丕的南皮之游也早成为魏晋风流雅事的重要内容。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论及西晋文学时说道：“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南皮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其对南朝文化的影响可窥一斑。《子夜夏歌》中与其细节相似的元素，很可能包含了对这一“高韵”的隐性书写。

　　如上所述，与吴歌曲辞相似、相关的此类魏晋风流雅事，在南朝早已成为士人阶层的追慕对象和流行谈资。同样流行的吴歌曲辞与这些风流雅事既相似、相关，但又不是直接呈现，这绝非偶然或巧合，而是对后者有意识的隐性书写。这种书写淡化了魏晋风流雅事的个性特征，但又保留了其中的一些独特元素，从而促使魏晋风流在保留精神内核的前提下，逐渐向日常行为的普遍书写转化。个性化的精英叙事就此逐渐转化为大众化的日常叙事。吴歌借此援雅入俗，以俗化雅，一方面推动了魏晋风流从精英文化向世俗文化的普及，另一方面也使曲辞本身具备了更为丰富、含蓄的审美意蕴。这一南朝雅、俗文化汇流的个案，值得我们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角度予以重新思考。

　　（作者：曾智安，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