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飞

　　从“乡土中国三部曲”到“转型时代三部曲”，再到最近出版的“城乡中国三部曲”，乡村题材一直是叶炜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心。这次他将目光聚焦于鲁南抗战史，推出“红色鲁南三部曲”首部《东进》，目的是“致敬那一片热土，最大真实地抵达历史的光明与幽暗之处”。尽管叶炜形成了“新乡土写作”和“新战争叙事”并驾齐驱的个人创作风格，但他的写作根据地始终是出生地——鲁南枣庄。

　　同样写鲁南革命史，叶炜的《东进》不同于王凌晓、连德梓的长篇纪实文学“红色鲁南三部曲”（《苍山星火》《沂河怒涛》《抱犊崮下的硝烟》），不同于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也不同于张新科以活跃在苏鲁边界和运河两岸的运河支队为对象的《大河》，它是一部整体反映山东革命根据地开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品既涉及临城大劫案发生地抱犊崮、微山湖上铁道游击队驰骋的沙场，又描摹鲁西南乡村的自然文化、风土人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有意寻求乡土写作与战争叙事的有机融合，这种融合无疑合乎作家自身的创作特点，又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找到了二者的交叉点。

　　《东进》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将抗战与剿匪并置，与之相应，作者设计了双线结构：主线是以八路军政委谷四喜等为主要人物，以八路军“东进”山东后展开的重要战斗为叙述主体；副线是东进山东的八路军对抱犊崮土匪的斗争和团结，最后将其改造为抗日武装力量。主线与副线交织并进，抗战与剿匪密切配合，使得小说的故事性更强，覆盖面更广，叙述节奏也变化有序、张弛有度，有效增强了文本的传奇性、地域性、丰富性、可读性。

　　二是软硬兼施，虚实相生。叶炜曾说，“小说既是经验和知识的产物，更是虚构和想象的大成。”在我看来，经验和知识是实，靠的是作家的硬功夫；虚构和想象是虚，靠的是作家的软实力，好的小说家一定善于软硬兼施，好的小说一定是虚实相生。尤其是对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而言，更需要严格把控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按照美学家李泽厚的说法，“度”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是“美”的基石。如何把控这个“度”，既是对小说家写作技能的考验，更是对其审美水平的考验。真正做到“大事不虚、小节不拘”不容易，作者在主线部分基本按照大事不虚的原则，贴近史实，力求还原，在副线部分基本按照小节不拘的原则，贴近生活，合理想象，把革命战争史和人物的生命史、情感史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虚实相生中，塑造出谷四喜、白雪、刘玉胜、刘本功、刘黑棋、赵一味、赵灵芝等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群像。

　　毋庸讳言，或是因为作者在创作中囿于史实，从而导致了主线部分对谷四喜的塑造稍显平淡和扁平，反倒是副线部分对刘玉胜、赵一味的书写，生动、鲜活、可读性强。比如第一章刘玉胜“斗鹌鹑”、第三章赵一味“走抱犊”、第九章赵一味挖“野人参”等。希望作家接下来在创作三部曲的后两部《北征》《入浙》时，能扬长避短，将软硬兼施、虚实相生的艺术追求实现得更为圆满。

　　（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