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

　　“我默默地站在这个曾经震动世界而今已空无所有的藏经洞中央……”常书鸿初到敦煌，百感交集。他对1900年外国盗宝者劫掠盗取数以万计的手抄经卷而愤恨，也为洞窟无人管理修缮、流沙堆积、断壁残垣、壁画脱落而伤心。这位20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的画家，承担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工作，从此毕生心许敦煌，成为敦煌文化保护研究的开创者、奠基人。张大千曾在1943年离开敦煌时，说了玩笑话，“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呀！”

　　这种近于放逐、极端贫苦的工作环境，却是常书鸿多年梦寐的理想。《敦煌，敦煌》这部自传是他的自白，也见证了一段敦煌“保护史”。常书鸿带着东拼西凑的筹备成员，去了抗战西北大后方，从兰州西行，过武威、张掖，从安西到敦煌，满目疮痍，荒凉破败。这与4世纪到14世纪，无数艺术工匠、佛教信徒所营造的艺术盛境形成强烈反差。艺术震撼，能产生虔诚与敬畏，我想常书鸿留守敦煌的信仰，正出于这种民族自豪与民族耻辱的矛盾记忆。

　　“我感到深深内疚的是，自己在漂洋过海、旅居欧洲时期，只认为希腊、罗马和欧洲文艺复兴的艺术是世界文艺发展的高峰，而对祖国伟大灿烂的古代艺术却一无所知。”从书中常书鸿的解读可以品出，如顾恺之吐丝般的衣纹勾勒、吴道子吴带当风般的盛唐飞天、李思训一样的辉煌用色，构成了敦煌石窟艺术“风驰电掣、遒劲超息”的美学风格。这种现实主义的唐代人物风景，比文艺复兴大师乔托也要早1000多年。而彩塑造像的庄严生动，将绚丽多彩和朴实淳厚统一，与西方雕塑也大异其趣。

　　“我自己以土颜料临摹的几幅北魏壁画，论气势的恢弘，论线条的粗犷，法国野兽派画家鲁阿的作品，又何尝能超出哩！”常书鸿这种横跨中西视野、东西艺术的比较论，也是富于洞见的艺术赏鉴，对美术史书写的版图进行了重估。

　　敦煌研究也彻底改变了常书鸿的艺术观，“看看古代画工的笔法，是这样错落有致，遒劲奔放，许多地方简直是一气呵成。我心里不禁掀起崇敬之情。历代画坛评论，往往只谈士大夫的画，对画工的画，不屑一顾，这种偏见很可笑。”他认为，敦煌艺术，对中国画史也起到了参照效应。传统画史，大多只重文人士大夫，贬抑画工创作，留名的不过吴道子、阎立本、曹霸、李思训、王维等人，“绝口不谈或者只是浮光掠影地扯上几句民间的艺术创作，这是不对的。”

　　常书鸿和同道、门生，一边充当除沙修墙的“民工”，一边是勘察临摹的画匠，经历着各种生死风险、艰难困苦。他痴迷艺术，不计得失，也付出了家庭离散的代价。妻子芝秀被接到敦煌后，不能长期忍受，终于出走而离婚。抗战结束后，学生们纷纷告别返乡，女儿沙娜出国深造，更使他倍感孤独。常书鸿的难得在于他的共情与体谅，始终理解友人选择，也总在内省对家人的亏欠。

　　文物保护，也被赋予多个层面，既有抢救保护，又有修复研究。洞窟壁画临摹，是技术性与艺术性合一的大工程，可分为客观、复原和整理三种临摹方式。本质上，这是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人，与古代艺术工匠的对话、切磋。揣度古人作画的色相、墨线与着色，最大限度复现壁画原貌，而不是为了好看，失真地舍本逐末，“集中力量把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品临摹下来，以备将来保存资料和展出，系统地介绍千余年的中国美术发展演变的情况。”

　　书中记下了临摹的艰辛，“我们没有梯架设备，没有照明器材，只能在小板桌、小凳上工作，对看不清的地方，就要一手举着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十分费力。要是临摹窟顶画时，就更加艰苦，要仰着头，脖子和身体都成了90度的直角”。这种情形让人想起文艺复兴巨匠米开朗琪罗靠一己之力，画教堂穹顶时的惊人毅力。

　　这部自传也如纪行，像《大唐西域记》那样写着人事、人情与地理。它见证了上世纪40年代西北土皇帝、旧军阀、国民党旧官僚治下，昏聩黑暗、满目苍凉、百姓流离、敦煌陷于危亡的历史。常书鸿不仅和自然斗争，还要与地方污吏周旋，借债卖画，向国民党求取经费，死力支撑。守得云开见月明，他终于等到国宝之光。1949年9月28日，敦煌沙州古城宣告解放。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关心和爱护，恰恰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文化工作残酷的摧残破坏形成鲜明的对照。”敦煌从被外国强盗、地方势力劫掠损毁的历史中解脱出来。从旧中国徒有空头、没有经费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换了天地，人力、物力与财力，都有了保证。“新中国成立前我们的临摹，由于种种困难，在无财力、缺器材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那些劣质颜料，有的甚至是用红土、泥土经过自己的漂洗沉淀来代替的。”而新中国成立后，却能用上以前不敢奢望的名贵材料，“故宫博物院还支援了我们一批他们旧藏的矿物质颜料。”

　　常书鸿近乎痴人的执着，彰显了中国文人的精神风骨、真纯的艺术理想。从民国走来，巴黎归来，一位研习西洋油画的浪漫画家，在动荡乱世辗转，奔赴心之所向的东方艺术宝库。《敦煌，敦煌》就像一部对照记，写出常书鸿的人生与敦煌的改天换地。它以口述历史的第一视角，诠释了艺术人生的真意，那是一种大境界——心许艺术，虽苦犹乐，不畏艰险，甘于寂寞，为传承万代，功成不必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