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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后半生”,故事曲折

2017-12-04 14:43 来源:解放日报 
2017-12-04 14:43:18来源:解放日报作者:责任编辑:郝魁府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槐市书话》,讲述了历史上一部部古书收藏和流转的故事及其背后的社会问题。这些书的收藏与流转,被比喻为书的“后半生”。

  近日,在一场名为“谈谈书的后半生”的读书会上,编辑与作者围绕书的收藏这一话题,和读者一起关注书籍的命运,剖析蕴藏在书籍命运里的文化意义。

  书有它自身的命运

  李平(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书,对于读书人来讲,就像爱情对于恋人一样,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据考证,书在中国有3500年的历史。中国最早的图书贸易市场叫槐市,在长安兴起。为什么叫“槐市”这样一个诗意的名字?因为,西汉时图书贸易一般在绿荫浓密的槐树林中进行,每逢初一、十五,读书人在此聚会、交流读书心得、进行图书贸易。槐市,是中国图书贸易的早期市场。在此之前,没有编辑,没有出版,没有商业性的交换,书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后来,随着太学的解散,槐市也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图书市场的消失。在此后的岁月中,它以“书林”、“书局”等各种名称,一直活跃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当中。

  在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部 《槐市书话》里,作者拓晓堂从专业角度介绍了古籍善本收藏、拍卖,版本刻本的相关考证,具有很强的学术性。我们都知道,谈书,自然离不开读书和爱书之人。无论是古籍流转,还是现代出版,当书籍离开最初制造它的人之手之时,便开启了自己下半生的历程,这历程中隐含着社会和文化的原则与价值。

  简单来说,书和人一样都有它自身的命运。如果我们从书籍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它的形式衍变、出版、流通和收藏,反映出其自身独特的学术和传统,成为一部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史和社会史。今天,我们就从对《槐市书话》的讨论开始,在知识变迁和人工智能风起云涌的时代,作者、编辑、读者一起来关注和思考书籍自身的命运。

  最早的收藏品之一

  拓晓堂(《槐市书话》作者):书的“前半生”,是作者将对于世界和人自身的认知、认识以及思考,以文字为载体凝聚起来。

  手稿,是孤本。但书一旦开始流传,不管是抄本还是印本,它都有一个化身千百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进入知识传播的过程,它变成了社会的力量。

  那么,书的“后半生”是什么?我认为,书的后半生就是读书和藏书。

  藏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之中,稍有不慎某本书籍就会失传。我曾经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当时国图里真正够善本级别的书籍仅20000种。这其中还有许多是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比如,《三国志》有宋版、元版,宋版又有绍兴版等好几个版本;《史记》,光明代嘉靖年间的刻本就有3个版本。剔除这一因素,馆藏的真正具有文献价值的古籍不足5000种,远不能涵盖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浩瀚文献。

  中国历史上失传的书籍太多了。例如,《韩非子》《管子》《荀子》 里引用的许多书,如今已不可见了。甚至连名列“六经”的《乐经》也已不可见。《尚书》的命运也是岌岌可危,它一度也因秦时的焚书坑儒失传了。汉代时,孔家翻修房屋的时候,发现墙壁的夹层里竟然还藏着一些孔子当年整理的书籍,其中就有《尚书》。但因为传承中的断裂,《尚书》重现后引发的今古文之争扰攘了近两千年。

  书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法制与人文精神之所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书籍都是最早的收藏品类之一。亚里士多德讲世界七大奇迹,其一就是亚历山大图书馆;考古发现两河流域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保留了大量楔形文字文献; 考古发现了死海地区古代以色列文明的羊皮书……这些都告诉我们,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间,书籍已经成为各地文明的共同收藏。

  藏书具有珍贵的意义。从某种意义来说,藏书就像是收藏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因为,书籍会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当然,考古发现也会告诉我们从哪里来,但那是被动、无意识、必须通过科学分析才能知道的,而书籍却可以主动、有意识地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半页书的价值

  在我看来,古籍的价值来自于“三性”。

  其一是文物性。国家图书馆对于古籍善本的界定有一个时间的下限,即乾隆六十年(1795年),1795年后的书籍,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不列入古籍善本的范围。国家文物局规定的文物出境限制标准也定在1795年,适用于瓷器、书画等各类文物。但当年的文物局长郑振铎,将古籍善本的出境限制标准定于1911年,比一般文物品类下限延长了一个多世纪。这是对古籍的特意保护。

  我讲一个故事,是关于我在书里讲到的宋代《丹阳后集》。《丹阳后集》是一本书,但大家看到的只是书里的一页,而且这一页还是残的。

  我们看到,这本书的底下还保留着当时刻工的名字。在古代,刻工通常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书上,刻工要计工钱,刻了多少版、多少字要标清楚。这些刻工资料,在民国以前没有被利用起来,民国以后研究者才开始注重对刻工的研究。因为,古代刻书是有地方性的,而古人的活动范围很小,有了这个名字以后,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本书是在哪里刻的。正是因为这个名字,我们知道了这半页《丹阳后集》是宋代江西的刻本。

  在中外所有图书馆里,《丹阳后集》均没有著录。换句话说,宋代到现在800多年间这部书已经失传了,就剩了这么半页。所以,这半页书的文物价值非常高,它表明了一个历史事件的存在,表明了一本书的存在,并且它是那段历史的孤证。当时,国家文物局专家一看到这张残页,说:哇,这不得了。这半页书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后来,我去版本古籍专家傅熹年家里,才得知,这一残页出自他们家。据说,1921年,清宫内阁大库流出“八千麻袋”的古籍和档案,在这些流出的古籍中,傅熹年的祖父傅增湘收购了大量宋版书和元版书。其中有一本宋版书的封皮是纸糊的硬壳,经过数百年的岁月洗礼,糨糊失去了粘合力,硬壳散落后露出了糊壳的宋代废纸,其中的残页之一就是《丹阳后集》。

  其二是文献性。这是书籍所共有的属性,依赖的是蕴含其间的思想和总结,因而,即便是新书也具有文献价值。

  其三是艺术性。古籍书的艺术价值有两种。古代雕版往往是先由名家手书,后交付刻工雕版。据传,宋代大学者周密的《草窗韵语》就是由周密本人手书上版的;“扬州八怪”之首金农早年临写的北宋藏经,都出自北宋大和尚手笔;元代某些刻工用的是赵孟頫书法的变体字,甚至赵孟頫本人也未必能写出这样的书版字,所以,字字有风味,都是好的艺术品;清代《昌黎先生集》末页有“福建林佶手书上版”,可见也是出自大家手笔。

  书籍的艺术性还表现于版画上。比如,清初刻本《三国演义》版画采用的是八色套印,而同时代欧洲先进的海德堡套印术也只能达到四色套印的水平。明代万历年间的版画,水平之高可称绝于世界。郑振铎先生曾收藏过万历版《金瓶梅图》,后来转交给国家图书馆,它是出自安徽黄氏家族的写意版画。黄氏家族雕刻的版画艺术性极高。

  故事让书发生蜕变

  除了书籍本身具备的价值之外,一本书在传承过程中,又被赋予了很多故事,这增添了它的文化价值。

  如果说,文物价值是一个标杆性的可以去衡量的东西,那么,故事的价值则是无法衡量的。

  最后,我来说说“天禄琳琅”的故事。乾清宫东边的昭仁殿,曾是乾隆皇帝的藏书重地,乾隆亲书匾额“天禄琳琅”。乾隆秉承了康熙以来的文化喜好,他的藏书精华基本都在“天禄琳琅”里。可惜的是,嘉庆二年,乾清宫的小太监在弄炭火盆时引发大火,大火一路烧到“天禄琳琅”,里面的藏书均付之一炬。

  其时乾隆仍在世。藏书被烧掉了,嘉庆觉得脸上无光,召来大臣说要重建“天禄琳琅”。大殿可以重建,但古籍却不能再造。于是,嘉庆下令在宫中四处翻找古籍,找了几百部宋版书堆到新的“天禄琳琅”里。为了应付此事,还将很多明版书、清版书冒充宋版书混入其中。

  清朝灭亡后,逊帝溥仪通过赏赐溥杰的方式,将文物偷盗出宫。首先盗取的就是“天禄琳琅”里那些真真假假的宋版书。这批书跟着他到了伪满洲国,又陆续散出,其中一些流入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手中。

  后来,我见到了这个将领的后人。当时,他们家的文物都已经捐出来了,但对这批遗存下来的“天禄琳琅”藏书,他们说,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宋版书还是清版书。专家们判断这就是当年混进宋版书里的清代通志堂刻本。尽管,这些书的版本、品相,与当时其他通志堂刻本无甚区别,但因为附加了如此多的故事在里面,在拍卖市场上的价值就翻了数十倍。因为,附着在古籍上的故事已经让它发生了蜕变,甚至让它成为了重要文物。

[责任编辑:郝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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