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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事正心——读《名山书论》

2017-11-28 09:02 来源:文汇报 
2017-11-28 09:02:13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郝魁府

  徐建融

  传统的优秀文化,“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职于艺”者要再“进于道”,而“志于道”者不妨“游于艺”。由于“职”、“游”的不同,所以,对于同一门艺术,二者的认识有时不免会发生相当的分歧,尤其在书画艺术上更是如此。近读《名山书论》(《名山丛书》卷一),其所倡与平时习见的专业书家的观点,便大有径庭之处,但又似可以作为专业书家的参考。

  钱名山先生无意作书家。他一生的学问,全根柢于经史尤其是 《春秋》之学,于《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多有发明而尤重《左传》,识者以为“精思独创,实清儒著述中所未尝有”。但不同于作为专家的经学家、史学家、《春秋》 学家,他不是把经史、《春秋》 作为研究的“学术”,而是作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立身处世包括“余事”之书法的“学养”。这一点,从他的《名山书论》尤其可以看得清楚。名山先生作书,迥异于近世专业书家的悬腕、悬肘,即使作盈尺的大字,他也是手腕靠在桌面上的。抗战期间鬻书赈济难民,甚至写到把手腕磨砺出血! 他的弟子谢稚柳先生作书,同样也是如此。对这种书写方式,可能当时便有人提出质疑,因此,他在《名山书论》中用大量篇幅论证了古人作书未必“以悬手 (即悬腕、悬肘)为法”。但我以为名山先生书论的主要价值并不在此,因为“执笔无定法”,悬手还是不悬手,更是各人的习惯问题,二法尽可并存,不必执此而斥彼。

  在我看来,《名山书论》的最大创见有三。一是“行其所无事”。什么是“行其所无事”呢?就是书法最基本的规矩法则,“是‘画’,还他平;是‘竖’,还他直;是‘口’,还他方;是‘田’,还他四孔均匀;是‘林’,还他两木齐整;‘川’、‘三’,还他两夹清明;‘齐’、‘灵’,还他左右轻重如一;长的还他长,短的还他短,扁的还他扁,如此,则所谓‘行其所无事’也。俗书之坏,只为习气多。凡所谓习气多,皆非字之固有者,皆作伪,心劳口拙之类也”。又说:“奇形怪状,一切皆是野狐禅。夫道若大路然,书犹如是也。所见书家,方其初学,弥为近理,及其成家,必入丑怪。一入歧途,永无出路。故曰:中庸不可能也。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横平竖直,是写字的基本准则,当然不是水平、垂直而不妨右上、左偏,但移步不换形,决不能把横写成不平到不成横,竖写成不直到不成竖。这就是《论语》中“博学于文”、“亦步亦趋”,“无过无不及”,和韩愈《进学解》中“踵常途之役役”的意思。而“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少书家却把心力用到了无事生非的“大跨度创新”上去,舍常途而欲“独辟蹊径”,弄得“奇形怪状”以博取观者的眼球,他认为是不可取的。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名山先生于书法,则可谓“烹小鲜,如治大国”。这个“行其所无事”的书学思想,便通于 《春秋》“大一统,攘夷狄”的义例。横平竖直好比周室,变化创新好比诸夏,而“奇形怪状”便成了夷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有“用夏变夷”,无“用夷变夏”,这其间的等次彝伦、文化差异,施诸于“治大国”为《春秋》学,施诸于“烹小鲜”便为书学。

  其二是“拼命到 自然”。其说:“或问作书如何?曰:‘拼命。’或曰:‘艺之为至者曰自然,拼命不与自然左乎?’曰:‘拼命到自然。’”“拼命”讲的是用功,“自然”讲的是随性。用功于规矩法则,不能进入到“自然”之境便拘执于刻意;个性的创造,没有在规矩法则上“拼命”用功的基础便沦于野狐禅。对于名山先生来说,书法只是经史的余事,经时济世的小道,但“有暇即学书”,不仅可以“消日”养心,而且也可以有补于世道。所以,他的“拼命”,首先在于“敬事”:“因学书悟到先儒一‘敬’字。”《逸周书》“敬事曰恭”;韩愈 《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盖事有正余、大小,“敬事”的态度则一以贯之,无有分别。他的“自然”,在于不存功利心:“为学求益,非善之善者也。学之为益也无形,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月计不足,岁计有余;一岁计之不足,十岁计之有余。假使有益然后学,是无益将不求矣。是故为学之道,当视为吃饭睡觉,当然如此,乃善之善者。夫学书不可求益,临书不可求工,尽之矣。”他的“拼命到自然”于是便臻于心信手、手信笔之境:“下笔最忌疑,要使心信手、手信笔,则不疑矣。要求其信,莫善于熟。虽然,去一‘疑’字,则天下事皆可为之。孙吴用兵,不过如此,何止于书。”可证他的书学思想,还是从经史之学而来。

  但即使如此,个性的创造还有雅俗、高下之分,并不是只要有个性就是好的,“奇形怪状”不也是个性,而且是更富于视觉冲击力的个性吗?所以,名山先生论书的第三个重要观点便是“胸中有道理”:“胸中原来无字,所以临下笔写出多少奇形怪状来。问:‘如何胸中便有字?’曰:‘也须要有些道理,有些见识,然后胸中有字。’东坡谓‘胸中有个天然大字’,只是胸中有道理而已。”又说:若王、虞、颜、柳,“大都有高旷绝俗之资,有勤苦不易之志,亦皆为道之一体,未可谓全无道理也。若只是一个世俗人,如何胸中有字来?”这个“道理”,我们今天一般理解为“风雅”。典型的标举,便是袁中郎、董其昌辈性灵诗文的风流闲雅而“平居大异于俗人”。但在名山先生,更重经史、《春秋》之学,《诗经》国风、大小雅的“温柔敦厚”“思无邪”,而“平居无异于俗人,临大事而不夺”。没有这样的学养,即使在“行其所无事”的基础上“拼命到自然”,也不过技术之事,艺术的境界是不能高旷的。更遑论有些书家要在无事生非的创意下,带着强烈的功利目的“拼命”到不“自然”,并把不“自然”当作习惯成“自然”的“创新”风格?

  昔者,欧阳修论“颜(鲁)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苏轼论“(文)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盖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我于名山先生的书艺、书论,亦作如是观。读孔子《春秋》,要在微言中见大义,则读名山书论,宜于余事中见正心。志道而“游于艺”,与职艺而“进于道”,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者如此。

[责任编辑:郝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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