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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读乔丽华著《朱安传》

2017-11-20 13:12 来源:文汇报 
2017-11-20 13:12:04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郝魁府

  《朱安传》 乔丽华著 九州出版社新版

  图:朱安在北京西三条院内留影

  ■陈漱渝

  世界是喧闹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闹的世界上,活跃着一些改天换地、运转乾坤的杰出人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历史的册页上镌刻了英武矫健的身影。在寂寞的世界里,也生存着许多渺小如蝼蚁的人们。他们自生自灭,来无痕,去无迹,随着时光流驶,像尘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就是寂寞世界里的寂寞人,在寂寞中度过了她的一生。

  朱安是一位苦命人。我不懂佛学,但知道佛教讲“浊世恶苦”:“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极苦痛,死极苦痛。”朱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真可谓诸苦遍尝。她虽然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官宦之家,但命运乖蹇,二十八岁成为老姑娘后才嫁到周家,跟鲁迅过的是形同陌路的日子。鲁迅的母亲希望她能生一个儿子,以此维系夫妻感情。朱安回答得很实在:“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她精神生活贫乏,晚年的物质生活也同样困顿。抗战后北平《世界日报》有一位记者采访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个小米面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另外有几碟尖辣椒、腌白菜、霉豆腐。

  比生苦、老苦更可怕的是病苦。我目前已是奔八十岁的老人,深知老人并不畏死,只求死得少痛苦,有尊严。然而这种愿望对朱安来说显得十分奢侈。我不确知朱安死于何种疾病,但从她托人代写书信来看,应该是既有肾病、肺病,多年来又有严重的胃病,再加上血液循环不畅,两腿长期延于冰冷麻木状态,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句老话在朱安身上也得到了应验。

  我不懂佛学中“求不得苦”的准确概念是什么,但用世俗观念理解,大约是反映出愿望与现实的冲突吧?人的愿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那“求不得”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如果这种愿望属于正常的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然而又偏偏不能实现,那就会酿成人间悲剧。比如朱安希望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这本无可厚非。但她从订婚到结婚却整整拖延了七年。据鲁迅故家的佣工王鹤照说,新婚后的第二天新郎就独睡书房,婚后第四天,新郎又东渡日本了。作为妻子,朱安在夫妻身处异地的日子里当然会想有鱼雁往返,但鲁迅读她来信的感受却是“颇谬”,自然也就碰撞不出跟许广平撰写《两地书》时的那种火花。朱安临终前给许广平写信,希望将她的灵柩运至上海跟鲁迅合葬。作为正常夫妻,这种愿望当然可以理解,应予满足。但对于朱安而言,这却是一种妄想,不仅许广平不会赞成,其他亲友也不会认为妥当。结果朱安既没有埋在初葬鲁迅的上海万国公墓,也没有葬在她婆婆长眠的北京板井村坟地,而是临时埋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保福寺墓地。上世纪六十年代,朱安坟墓被夷为平地,终究不知她魂归何处……

  由上可知,朱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实的悲剧一生。作为一种生物的存在,朱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她生命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思来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价值主要就是为周氏三兄弟贴身照料了他们的母亲。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学家、编辑家、翻译家,建国后担任过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朱安自嫁到周家,三十七年中尽心尽力承担了照料婆婆的职责,除开早晚问候起居,还要管理家务;即使家中请了佣人,下厨烹炒绍兴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劳作。鲁迅虽然恪守孝道,连给母亲购买的通俗小说都要先行阅读,但毕竟在上海定居十年,单靠书信问候起居饮食,其间仅两度北上省亲,但还要忙于其它方面的杂事。周作人在1943年5月写过一篇《先母行述》,简述了母亲一些美德,如“性弘毅,有定识”,自损以济人,读书以自遣之类,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距离孝行的标准尚存差距。据了解周家状况的人说,周作人自从跟兄长闹翻之后,不但不愿见兄长,连老太太也不看。住在八道湾的时候,周作人让母亲单独起伙,母亲生病时也只好到砖塔胡同去找鲁迅带她看病。鲁迅定居上海之后,母亲不愿到八道湾跟周作人一起生活,从中似可窥其家庭关系之一斑。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从小体弱多病,先于鲁迅到上海谋职,经济支绌,对于母亲恐怕是出力出钱都有实际困难。老人既需要“生活费”,更需要“生活”——这种生活就是亲人的贴身照料。朱安在她存活的岁月当中,有一多半光阴是用于照料周氏三兄弟的生母,使他们减少了后顾之忧,在不同领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安存在的社会价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既然我们充分肯定许广平在上海期间照顾鲁迅的功劳,称她为伟人背后的“无名英雄”,那朱安伺候鲁迅母亲长达三十七年,那不也是一种功绩吗?

  朱安的一生既然是一出悲剧,那么悲剧的制造者究竟是谁呢?这并不是一个复杂深奥的问题,而且前人已有公论。不过近些年来由于颠覆解构鲁迅的声音甚嚣尘上,以至有人想依据中华民国的法律判鲁迅以“重婚罪”,或是认为鲁迅在家庭中对妻子施加了“冷暴力”。其实,鲁迅的母亲鲁瑞已经承担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她承认这桩不相称的婚姻给大儿子带来了终生的苦痛,所以此后二儿子和三儿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管了。鲁迅有一篇未完成的杂文,内容就是谈论“母爱”。鲁迅认为母爱是伟大的,但他也认为在旧时代母爱有时也是盲目而可怕的。母亲在有些问题上成见很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改变十分之一二,但没过多久又会故态复萌。不过,鲁瑞的想法和做法在当时也不是什么“奇葩”和“异端”,无非是一般人家的普遍想法和做法。由此可见,酿成朱安悲剧的总根源是旧的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要根除无爱情婚姻酿成的悲剧,从根本而言就是要涤荡旧式的伦理观念和婚姻制度,而不能苛责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使他们受到双重伤害。鲁迅在文章中叫出了“没有爱的悲哀”,叫出了“无所可爱的悲哀”(《随感录· 四十》),号召人们把妨碍人类享受正当幸福的一切旧制度、旧观念、旧习俗通通踏翻在地。许广平也表示,她跟鲁迅之间有着共同反抗旧伦理的思想基础,决心“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不知道什么是利害、是非、善恶”。在鲁迅和许广平这两位“同行者”面前,朱安确如她自比的那只蜗牛,虽然想尽力慢慢往上爬,终究无法接近鲁迅心灵的殿堂。

  前文提到,朱安是一个旧时代普通的悲剧人物,只是因为她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家,才受到了世人的特别关注。把朱安这个寂寞的人引入到“公众视线”有什么意义呢?根据现代传记理论,传记写作的对象并不限于凯撒、拿破仑、成吉思汗、腓特烈大帝一类人物。除开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也可以反映出时代的一鳞半爪。只有依据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命史和心灵史,才能整合出一部最为真实、最为鲜活的人类历史。所以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倡导者胡适不但鼓励陈独秀、蔡元培、梁启超撰写自传,而且1919年11月30日还亲自为一位英年早逝的普通知识女性李超立传。为朱安立传,当然不能从中品尝什么心灵鸡汤,获取什么励志教诲,但正是朱安这位个性色彩鲜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出“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鲁迅《随感录·四十》),是研究中国妇女史、伦理史的一个标本,对研究鲁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义。

[责任编辑:郝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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