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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歇脚庵”里二三事

2017-11-20 13:18 来源:文汇报 
2017-11-20 13:18:53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郝魁府

  《人情之美》 丘彦明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年轻时的台静农先生与好友合影,左起:韦丛芜、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

  台静农先生墨迹

  《人情之美》是一部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文坛的回忆录,颇有人情味。作者丘彦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联合报》副刊的主编,因为工作的关系,和当时的很多作家包括三毛、张爱玲、白先勇、梁实秋、台静农等都交往过从。书中以大量的交往逸事、生活细节写出了作家们不同于文学正史的鲜活亲切。往事历历,丘彦明通过这些温暖的回忆,真挚书写出一位位作家朋友的丰满人情,也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灿亮的文学黄金时代。

  台静农先生谈小说创作

  暮春的午后,来到温州街台静农先生的寓所,带着友人自海外寄来台静农教授的四篇小说旧作,都是不曾收录在台北出版的《台静农短篇小说集》里的“新出土文物”。

  踏进那幢台北市近年已少见的日式平房的前院,一眼便看到近屋子玄关处的一缸荷花,刚刚抽出孩子巴掌般大的青青荷叶,散发着清香与喜气。

  坐在书房里,台先生烟不离手地翻着旧作,笑着说:“都记不得了,都忘了写过这些小说。”

  是刻意的忘却?抑或随时光流逝记忆模糊?

  台先生就读北京大学时,曾旁听鲁迅的课,最感兴趣的是小说史,鲁迅指导他应读野史笔记。1925年,鲁迅及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曹靖华等年轻朋友,六人集资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出版文艺丛书的文学团体——未名社,曾合办有《未名半月刊》,并出版《未名丛刊》。出刊的书除了创作外,还有不少的翻译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果戈理的《外套》等二十多部书。未名社于1928年翻译出版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遭北洋军阀张宗昌迫害查封,台先生曾因此入狱。1931年未名社正式解散。

  台先生做过鲁迅的学生,后属同一文艺团体。鲁迅对台先生既信任又激赏,常将他的左翼思想、文学观点,通过实际讨论及书信传递(《鲁迅日记》中,提及台静农一百五十次以上)。台先生的小说创作观、治学方法、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及喜好,都受到鲁迅不少的启发与影响。但迁居台湾之后,经历白色恐怖,台先生噤声不言他与鲁迅的文学因缘了。

  台静农先生的两本小说集《地之子》(1928年,收短篇小说十四篇)、《建塔者》(1930年,收短篇小说十篇),都属《未名丛刊》,各印了一千五百本。未名社结束时资料显示,两本书共得近七百元,其中一部分取作未名社费用,台先生实际只拿了二百七十六元。这笔账目,生活一向恬淡自足的他,恐怕早不记得了。

  1985年《联合文学》获得的四篇“出土”旧作中,《我的邻居》是《地之子》的最后一篇,《人彘》与《被饥饿燃烧的人们》则是收录在《建塔者》中的作品,还有一短篇小说是《白蔷薇——同学某君的自述》。

  台教授很客气地说,这些小说不值得重刊,说都是当年编《莽原》《未名半月刊》时写的。因为编杂志的朋友中有写散文、写理论、写诗的,就是没有写小说的人,他便被“编派上场”了。又笑说:“赶出刊,版面还空白着,有的小说一个晚上就赶写出来,写的都是小时候和周围见过的人和事。”

  有资料记载:鲁迅在多篇日记和书信中提及收到台静农稿件,在信中亦曾对他说“兄如作小说,甚好”,鼓励他创作。

  年轻编杂志的时期,台先生积极创作小说,他的小说涵富人道精神,对人性、社会有犀利的批判,但更多的是悲悯的情怀。1930年,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收入鲁迅《二心集》)一文中,提到那两年虽没有极出色的创作,但据他所见印成本子的还是有优秀之作,台静农的《地之子》就是举例的优秀书作之一。1935年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选录台静农四篇小说《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收录篇数与他自己的小说相等,是入选作品最多的作者。该书导言评论台静农小说:“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台先生的小说真是名副其实的“短篇小说”,短小精炼,不超过三千字,不像现在的短篇小说一写就是万把字。

  当我向台先生请教短篇小说长度这个问题时,他颇有感慨地说:“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莫泊桑、契诃夫的小说都很短,但令人回味不已,鲁迅的短篇小说也很短。并不是说小说写短就不讲究,那时我们写小说很讲究小说技巧的,我们觉得写意象,应该是三言两语交代清楚,而不是一大堆文字的堆砌铺张。”他思考了一下接着说:“也许现在的小说,受了各种主义的影响,做各种实验,就变长了吧!”

  出版了两本小说集,《未名半月刊》停刊之后,台静农教授便不再写作小说,是什么原因?

  台先生坦率地说:“后来我去教书,教书是要备书的,还要改卷子,完全没时间写。一教书就教到现在,所以什么小说都没法写。”因此,台先生的著作便转向文史方面,当他八十大寿时,学生们特别为他编辑了一本论文集《静农论文集》作为纪念。1985年,另外又编印出版了他的书艺集《静农书艺集》。

  向台静农先生求字约稿

  台静农先生的住家是位于台北市龙坡九里的台大宿舍,一幢日本式的木造瓦房,台先生于1946年搬进来,当时给书斋起名“歇脚庵”。每次在台先生的“歇脚庵”,真的就是歇下脚来的轻松。

  与台先生讨论出版文学杂志、文学书籍,台先生表示,一向看这类文字的人就不多,但是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回忆当年他们一群朋友组织未名社出版书,虽然一本书也就销个千来本,但是连云南都来批书呢!他回忆云南的经销商把书款结了之后,因当时币制紊乱,他们便以物易物。第一次把寄来的“钱”拆开来一看:嗬!是把退书中间挖洞塞进“云土”(鸦片),看得大家一惊。一则佩服寄者的聪明,以此法不被查获;二则“云土”是不能买卖的,顿时头痛。后来书商改寄云南火腿,大伙儿可乐了,不时有鲜美的火腿可吃,十分开心。他讲,从前办杂志、出书完全是兴趣、理想,与现在非得考虑销售数字、读者阅读倾向,大有差别。

  台先生在吞云吐雾香烟袅袅中,缭绕出鸦片的记忆,别有趣味。

  台先生自成一家的书法,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墨宝。好几次我受作家之托前去求字,也替《联合报》副刊要过一块题匾,他总是爽快地有求有应。我心中感激,知他疼惜我工作、约稿不易,替我搭关系呢!替其他作家求字,我倒从没为自己求过任何一幅字。有一回为出台先生专辑我向他借字,他特意写了一幅交我,温煦地说道:“制版后不必还我,你就留下做个纪念。”因此我有幸拥有了台先生的墨迹,仔细珍藏。但是,作为文学编辑,我最最渴望的是得到他的文章。每次坐在“歇脚庵”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提,就是不敢开口要文章,生怕把单纯探看他、尊敬他、喜欢他的意思给扭曲了。

  直到1987年9月筹划《联合文学》十二月号第三十八期——我结束编辑生涯、主持杂志编务的最后一期,实在不愿自己编的杂志里出现不曾刊载台先生文章的遗憾。不敢去拜访亲口相求,踌躇许久,终于决定提笔,诚惶诚恐地写了封约稿信寄给他。没料到他收信后立刻拨来电话:“彦明,可以的,你一定有。”我吃了一惊,恍若梦中,那种欣喜若狂可想而知。

  约定取稿的日子,台先生得到一束艳丽明媚的褐红色大理花,我得到朝思暮想的文章《始经丧乱》。他歉歉然说,眼睛不好不能写小字,字都写到格子外了。我紧握稿件,这是我最珍贵的手稿。

  文章里,台先生写下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暑假搭胶济路火车到济南,然后到北平访友的一段旧事。岂料抵达北平后第四天发生“七七事变”,1937年7月30日日军宣布占领北平。8月初,他离开北平,受友人请托,决定为抗日战争北大将来问题,先赴南京向胡适之请示,再去芜湖与家人相聚。因天津到南京火车已断,他转经烟台、潍县、济南才到南京面见胡适。文章叙述抗日战争里“国破山河在”,他亲身经丧乱的开始。文章读来沉重痛心,是台先生生平具重要史料价值的一段自传。

  1990年,我从欧洲回台湾,得知台先生病卧台大医院,立刻奔去探望。他虚弱地躺在床上,无法言语,却一直带着贯有的温暖笑容。我说:“台先生,告诉您个好消息,我这次再回到欧洲要结婚了。唐效是成都人,物理博士,但这些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对我非常好。”台先生边听边欢喜点头,待我说完,他竟像个孩子般开心地拍起手来,把在旁边帮忙照顾的家人和我都惹笑了。我知道,台先生对我浪迹在外能有好的归宿,除了欢喜更有安心。

[责任编辑:郝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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